“吸烟有害健康”：运动、观念与政治

“吸烟有害健康”：运动、观念与政治
2015-05-27 刘文楠 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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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有害健康”：运动、观念与政治


刘文楠

*原载《读书》2015年第2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随着纸烟引起肺癌和其他心血管疾病被严谨的医学研究证实，烟草控制成为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然而，有趣的是，在没有确凿医学证据证明吸烟有害健康的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数次不吸纸烟运动。这些运动背后超越吸烟行为本身的政治和文化机制，也许会对我们今天理解控烟政策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法有所启发借鉴。



一

纸烟从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但不符合中国本土固有的吸烟习惯，一直销路不广。二十世纪初义和团失败后，清廷的保守派势力被削弱，朝野上下都锐意西化改革，带有明显 “西方”色彩的纸烟才迅速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开始流行。尤其是一九○五年清廷明令禁止鸦片后，各国烟商利用这个时机，大力宣传纸烟为机器制造，卫生纯洁，不上瘾，是鸦片最佳的替代品。中国的纸烟消费数量从一九○○年的三点五亿支，迅速飙升到一九一○年的七十五亿支。然而，相比起一九二八年纸烟年销量高达八百七十亿支，二十世纪初纸烟还只是刚刚成为时髦而已。那时中国纸烟工业刚刚起步，纸烟大部分靠进口，消费者多为社会中上层。



20世纪初的进口香烟






上海英美烟草公司“老刀”牌香烟广告




在中国，反对纸烟的言论，跟纸烟本身一样，最初也是从美国传来的。此时西方化学家已从烟草中提取出尼古丁，还知道尼古丁有剧毒，医生也观察到一些吸烟有害身体各器官的现象，从医学角度论证 “吸烟有害健康”已经出现并成为重要论据。然而，根据卡桑德拉·泰特（Cassandra Tate）的研究，美国反对吸烟的运动并不是受医学知识驱动，而是受当时 “进步时代 ”（progressive era）的社会改良思潮和与之相联系的基督教节制观念影响。他们认为吸烟有害身心，使人道德堕落，尤其毒害青少年。知名大企业家如福特和爱迪生也热心鼓吹，担心吸烟降低工人的生产力。美国反对吸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有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美国，与喜欢嚼烟、抽雪茄的美国人不同，这些新移民大多有吸纸烟的习惯，因此反对吸烟又多了一层排斥移民、贬低其生活习惯的心态。

二十世纪最初几年，这些美国言论通过《通学报》、《青年》杂志等基督教出版物传入了中国，但只是基本照搬翻译英语原文，影响力有限。一九一○年末，天津出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丁义华，他宣扬不吸纸烟运动的方式则与此不同。一九○○年前，丁义华曾在广州传教十年，希望把中国整体改造成更适合传教的环境，提高传教的效率，所以一直热心于中国的社会改良。此次他再次来到中国，是受美国一个叫 “万国改良会 ”的民间组织委托，到中国来宣传鸦片之害。而到了天津后，丁义华发现纸烟正在成为新的流行，便把宣传的焦点转为纸烟之害。

出于基督教的节制观念，丁义华将纸烟与鸦片、洋酒并列为危害中国人的三大害。但在宣传中，他尤其强调 “不吸纸烟 ”与中国改良进步的关系，以打动中国听众。他指责吸卷烟亡国、败家、伤身、丧德，还把吸烟问题与二十世纪初高涨的立宪运动联系起来，强调吸烟会损伤人的身体和心智，使人无法成为合格的 “立宪国民 ”。在吸烟有害道德的观点上，他也很少提到基督教的节制观念，反而强调儒家伦理，以及“立宪国民 ”的公德和私德。他还将纸烟与鸦片类比，引用海关统计数字说明进口纸烟引起的贸易逆差会损害中国经济，因此爱国的立宪国民应该戒烟。换言之，丁义华把美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移植到中国立宪运动的土壤中来了，增加纸烟问题在中国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讽刺的是，一方面纸烟公司号称纸烟是鸦片的无害替代品，使纸烟销量大增，另一方面丁义华又将纸烟类比成鸦片，以说服人民戒吸纸烟。这些关于纸烟的矛盾言论说明，纸烟这一新兴之物，在中国市场和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还未拥有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只能通过中国人已经熟悉的鸦片来获得其社会身份。更为讽刺的是，一九一○年底，中英就鸦片贸易的合法性，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争议，丁义华和天津的社会精英全力投入反对鸦片贸易的社会活动中，就基本不再讨论纸烟了。



二

不久之后的一九一一年春夏之交，上海酝酿着新一轮反对纸烟的运动。这次运动由伍廷芳主导。他是西化很深的法学家和外交家，曾以刑部侍郎的身份主持清末的法律改革，此时刚从驻美大使任上退休，定居上海，随即在上海发起了慎食卫生会，吸引了一批上海社会名流，讨论养生和饮食问题。伍廷芳是天主教徒，在美期间受节制运动和自然疗法的影响，形成了一套中西结合的养生理论，主张素食、戒除烟酒、适度运动、生活规律等。



1908，伍廷芳在芝加哥




一九一一年四月，伍廷芳提议在慎食卫生会中专门讨论烟草的危害。他原本只是对烟草危害健康有兴趣，但他在查阅了海关进口报告后，发现纸烟进口逐年上升，由此引发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考。出于对国家财政和对外贸易逆差的担忧，他特别提出反对吸纸烟，使健康卫生问题转变为经济和政治问题。六月四日，伍廷芳联合上海各界名流，包括陈润夫（上海总商会会长）、李平书（上海商团总办）、沈敦和（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在当时著名的公共集会场所张园，召开了一场不吸纸烟大会，并在会后动员四十多位上海地方名流组织了劝戒纸烟会。

与美国不吸纸烟运动宣扬 “节制 ”和“健康 ”不同，上海不吸纸烟运动的根本动机是减少进口纸烟引进的贸易逆差。王尔敏曾讨论过晚清最后十几年中流行于开明士绅阶层的 “商战 ”思想和对 “漏卮”（即贸易逆差）的焦虑，上海的不吸纸烟运动也是脱胎于此思潮。因此，他们反对的是作为一种进口商品的纸烟，并不反对烟草消费本身。他们甚至提议改吸旱烟，以代替进口卷烟，一时上海旱烟生意大好。由此可见，上海的这次不吸纸烟运动，可谓后来国货运动的滥觞，只是因为当时纸烟主要靠进口，国内产量很小，所以只能用国产旱烟作为替代品，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国产纸烟业勃兴，“不吸纸烟运动 ”就变成“不吸外国烟运动 ”了。



1920年代的烟商，用“革命”促销香烟




与天津的中国风俗改良会类似，上海的劝戒纸烟会也是由社会精英组成的社团组织，也以舆论宣传为主要活动。他们的宣传资料来自前些年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翻译的反对纸烟言论。和丁义华一样，他们没有照搬这些西方观点，而是根据中国情况重新诠释。但是他们的言论宣传更为丰富，其最大特点是针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戒烟理由。对社会精英和开明知识人的言论，比较专业，比如在《申报》和《时报》上发表的吸烟有害论，是受过西医训练的丁福保和俞凤宾翻译编辑的专业医学文章。而刊登在《时报》副刊《滑稽时报》上的内容，则针对广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平民，以白话歌谣、小说、顺口溜、幽默笑话等通俗形式，把充满现代医学语汇的知识简化为老百姓能理解的信息——尽管往往并不科学，如纸烟有 “火毒 ”，会引起 “癫痫 ”、“烂喉痧 ”等。知识的传导在这个过程中变形了，但是观念的传导却并未削弱，甚至可能更有效，因为这是普通民众更为熟悉的知识系统。

纸烟引起贸易逆差是伍廷芳发起不吸纸烟运动的主要动机，他在不吸纸烟会内部反复强调。但是在《滑稽时报》上针对大众的宣传中，这点却很少提及，谈得最多的倒是吸烟会引起日常生活的种种不便，如引起火灾和各种事故、弄脏弄坏衣物、浪费金钱降低生活质量等等。还有漫画将吸纸烟与生活中的倒霉事联系起来，例如误燃胡子、烟灰烫了孩子、因为上茅房吸烟而将钱包掉进粪坑等。当时吸烟的主要是社会中上层那些买得起进口烟的人，针对这些人的心理，不吸纸烟宣传尤其贬低纸烟的社会价值，把吸烟者刻意描绘成妓女和乞丐。《时报》副刊上曾刊登一组漫画，描绘了一位穿长衫的“老爷 ”出门烟瘾犯了却忘了带火，不得不向街边乞丐的烟头上借火，嘲笑这位“老爷”因吸烟而体面尽失，以此劝导中上阶层的人自矜身份，不再吸烟。劝戒纸烟会里有几个专门写通俗文章编小曲的文人，他们能够把握民众心理需要，写出符合他们理解水平的言论。

上海的这次运动卓见成效，除了用言论来打动民众，更是因为寄生于既有的社会网络中，充分利用了上海活跃的社会环境。一方面，组织发起者都是当时上海的名流。这些名流在各行各业中的声望和号召力，使不吸纸烟运动通过同业公会、同乡会、各地商会等已有的社会组织广泛传播，有效地动员了更多参与者。另一方面，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发展迅速，《申报》、《时报》等报纸不仅刊登新闻，还是启蒙民众思想的重要渠道，张园、西园等公共空间则为不吸纸烟会提供了集会场所，以演讲、戏曲、歌谣的方式劝止吸烟，使不识字的民众也能受到影响。结果，上海不吸纸烟运动的影响远远大于之前丁义华在天津的运动，不仅上海本地吸纸烟人数大减，还影响江浙各地，甚至北京、天津也有响应。不过，很快辛亥革命爆发，参与不吸纸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投身于国事，这场运动也就不了了之了。



三

民国建立后的十几年里，纸烟在全中国迅速流行。资本最雄厚的是英美烟草公司。同时，中国人自己的纸烟公司如南洋兄弟、华成等，也在历次抵制洋货的运动中发展壮大。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纸烟已经深入广泛地进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时，又出现了一次颇具规模的不吸纸烟运动。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号召民众要过与现代社会相符合的新生活，从改良生活入手恢复固有道德，进而复兴民族。不吸纸烟也是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新生活运动首重 “清洁、规矩 ”，后来又提出 “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 ”的口号，为何又会牵扯到吸烟问题呢？新生活运动作为一个官方运动，与之前的社会运动有本质区别，忽视说服和宣传，推行时基本以居高临下的权威心态，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说不对就是不对，所以那些“新运 ”文件里除了简单命令民众“纸烟勿吸 ”，并未明白解释为何“勿吸”。这里只能根据指导文件中与纸烟相关的条文做一下分析。

首先，“纸烟勿吸”在《新生活须知》中与“鸦片摒绝”并列，蒋介石也在讲话中提到，一个学生如果吸烟，长大了也会吸鸦片。这个理由与之前丁义华的理由类似，将嗜好品一律视为败坏道德的诱因。正好蒋介石利用新生活运动的机会整治国内的鸦片和毒品市场，一方面禁毒，一方面实施国家公卖，于是纸烟又与鸦片成了同类，成了“陪打”的对象。其次，一九三五年提出的“生活生产化”，其中有 “不嫖不赌不吸烟不酗酒 ”和“不以纸烟款客”的口号，这是从不浪费金钱的角度来批评吸烟。以上两条，在晚清的不吸纸烟运动中都曾提到过。最后一点比较特殊，《新生活须知》初稿的“规矩”这部分，要求 “走路要靠左边走，走路不要争先，走路不要吸烟，走路不吃东西，走路不要大喊，走路时误碰别人说声对不起 ”。这里的重点不在吸烟，而在走路应遵守的规范。于是，新生活运动中纸烟就犯了三重罪：道德问题、经济问题和公共行为规范问题。






“纸烟勿吸”这一条虽然小，却反映了新生活运动的内在缺陷。由国家来改良道德，改变民众生活习惯，是以国家权力干涉私人生活。当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就质疑道，“人民家屋身体之自由有约法为之保障 ”，更指出新生活运动的要求并没有法律依据，如果以国家权力推行，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蒋介石只好接受了汪精卫的建议，把新生活运动的范围定于国家权力可以涉及的领域，先从公共场所做起，从公务员、军人、学生做起，让他们作为榜样感化民众，不搞强制执行。但这些所谓的 “榜样”本身就是与国家权力联系密切的群体，于是在实行中还是很难摆脱以国家权力干涉个人生活的模式。而且推行过程中只有行政命令式的指令，缺乏细致的说明劝导，也使“纸烟勿吸 ”的训诫难得民众共鸣。

在指导思想上的含糊其辞，还造成了实行中的分歧。在南京、上海、杭州这类大城市实施“纸烟勿吸”时，主要是制止行人在路上吸烟。而在一些小地方实行时，尺度就不好把握。有些地方出现了强行干涉民众吸烟的行为，比如 “在浴室饭馆人民家居亦竟加制止，甚有勒令纸烟商店停业，焚毁纸烟”等情况发生。中央不得不特别下训令制止这样的过激行为。因此，就纸烟一事可以看出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不力，不仅是宣传上的无力，也是受到国家合法性权力本身的限制，无法对个人生活做强硬干涉。



民国四川省禁烟（鸦片）委员会证章




新生活运动的含义和目标比较模糊，一旦推广到地方，就由地方官员来解释和执行，往往会超出蒋介石事先设想的范围，甚至引起中央内部、中央和地方、地方和民众等各方利益的争执。在新生活运动期间，浙江省各县蓬勃兴起的不吸纸烟运动就是最佳的例证。

一九三四年夏，新生活运动在全国推行的时候，正逢浙江省大旱，又因为前几年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使倚重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的浙江经济濒临破产。而新生活运动最初开始推行时，其中大部分条例都是关于“规矩”、“清洁”，对于连生存都受到威胁的浙江农村而言，这些条例很难推广实施。在新生活运动的条例中，只有“纸烟勿吸”一条，符合浙江地方的利益。浙江各地产烟草，供当地人抽旱烟用，但随着纸烟从上海流入，当地人便改吸纸烟，出产的烟草反成为沪上烟厂制造纸烟的原料。这一来一去的剪刀差，造成了农村现金流失。虽然浙江经济危机主要原因并不在纸烟消费，但在浙江各县官员看来，禁吸纸烟无损地方利益（纸烟统税由国家财政直接从生产厂家抽取，地方财政无权收税），又可作为落实新生活运动的具体措施，于是浙江全省七十五个县，近三十个县展开了不吸纸烟运动。浙江各县的不吸纸烟运动主要由各县长、县党部、民众教育馆等政府机构发起组织，参与者有公务员、童子军、警察等，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这些运动与国家机器的密切关系，也造成了过激行为的发生，例如没收商店纸烟、烧烟、强制民众不吸烟等等。烟商受此打击，便上报给负责收统税的国家税务署，税务署则通过财政部上报给蒋介石。尤其受到抵制的是占有浙江大量市场份额的英美烟草公司，该公司还借其外资公司的身份通过英国驻华大使上报蒋介石，抗议地方的不吸纸烟运动。在这些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通过省政府和国民党执委会明令禁止强制性禁烟措施。然而，浙江地方政府在经济危机下，有推行不吸纸烟运动的内在需要，对中央的命令阳奉阴违。他们表面上保持中立，不鼓励吸烟，也不制止民众自发禁烟，貌似使运动又回到社会运动的范畴中。但其实所谓民众自己制定保甲规约，共约不吸纸烟，也都是在地方政府的授意下发生的。



四

从吸烟有害的观念到不吸纸烟的行动之间有一个隐而未言的环节。即使吸烟有害健康、浪费金钱、败坏道德，也是个人选择。吸烟是个人习惯，在当时又没有 “被动吸烟 ”的说法，要进入社会改良的范畴需要更多理由，遑论国家权力的强行干涉了。因此，在“吸烟有害”这个观念以外，还必须再加上另一层观念，也即吸烟有害国家民族，把个人的吸烟行为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因此，这个隐而未言的环节就是：个人要对国家命运负责，要为了国家放弃个人的享受，要为了国家进行理性消费、爱护身体。这里的“国家”有两层意义。晚清由社会精英主导的不吸纸烟运动，并没有依靠国家权力，而是依赖社会动员的组织和技巧。其诉诸的 “国家 ”是观念层面上的国家，灌输民众为国家服务的公民意识，与当时甚嚣尘上的政治改良和革命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后来 “新生活运动”时期的不吸纸烟运动则是国家权力主导的官方运动，虽然也强调在观念上培养公民责任感，但其依赖的主要还是实体国家以及从实体国家中派生出的组织和权力结构。正因为如此，实体国家的诸多问题，比如政治动员和政府行政常规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纠葛，都会投射到依附于其上的不吸纸烟运动中去，造成运动本身的复杂性。

将不吸纸烟运动置于其产生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更会发现这些运动不单单是针对吸烟行为本身，而是针对吸烟行为派生的社会、经济、政治意义，因此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这几次不吸纸烟运动都是依附于更大社会政治话语的次生性运动。这类次生性运动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通常不受重视，但是其重要性不应忽视。这些貌似琐碎的运动从宏大话语中获取正当性，才得以开展进行，很难独立存在。然而，它们的存在为宏大话语进入日常生活提供了渠道，让政治理念和社会变革不再停留在空洞的口号和观念中，而是进入民众的日常实践，改变生活中具体的行为，以更加直观的方式改变民众的思维方式。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种种激烈的政治运动，就好像投入水中的石子，这些派生性运动则是周围的涟漪，正是通过这些涟漪，水面激荡的范围才会越来越广。

知青與老三屆、紅衛兵概念的釐析

知青與老三屆、紅衛兵概念的釐析 (2010-03-18 17: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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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知青文化



知青與老三屆、紅衛兵概念的釐析





　　（1）知青——是在中國大陸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個特殊的世代。它不是一般意義上所謂有文化的青年，而是專指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直至八十年代初的幾達三十年時間中，曾在學校受過教育，然後在「上山下鄉」的特殊政策之下，由政府所組織到農村或邊疆從事農、林、漁業生產的城鎮戶籍青年人（事實上是青少年）。雖然名義上稱「知識青年」，其實往往是既無知識，亦非青年：按照規定（毛澤東的說法），下鄉者是初中與高中的畢業生，但是那個年代，在學校學不到多少知識，即使高中畢業，知識程度也十分有限，初中畢業就更不用說了，到後來，小學畢業生升不了學的也都要下鄉了。因此，無知識的情形可想而知（通過堅持自學獲得知識者另當別論）；而其中初中畢業以及未畢業或只有小學畢業者，年齡就只有十四五歲，事實上，未足十八歲下鄉者占相當的比例。



　　免下鄉者有幾類：（1）直接分配工作，一般到工廠、服務行業。（2）當兵。這就需要有特殊背景，如父母輩是軍人、高幹等。（3）家庭困難、兄弟姊妹已經有人下鄉。但這個條件最不保險，一旦「政治需要」（如出身不夠紅、遇上運動風口及高潮等）還是得下鄉。（4）因病免下鄉。後來也有人鑽這個空子，裝病逃避下鄉。（5）具有優異的文藝體育才能，獲對口單位招收；但這種安排並不普遍，不少有優異文體才能的人才是下鄉後才獲機會招選進對口單位的。如當代中國圍棋界有「棋聖」之稱的聶衛平（1952-），1969年插隊北大荒軍墾農場，到1973年春，國家圍棋隊重新組建。聶衛平才入選由三十多名全國各地的高手組成的集訓隊，由此開創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聶衛平時代——橫掃中國棋壇，且創造了四屆中日圍棋擂臺賽連勝十一場的驚人紀錄。



　　知青是個體稱謂亦是集體稱謂，即可以指稱曾經上山下鄉的某個人，亦可指稱上山下鄉的這一世代人。換言之，知青不僅可以界定一個個體的特質，亦可界定一個世代的特質。事實上，後者的涵括性與凝聚力更強，前者往往不由自主依附於或趨歸於後者，否則難以理解那些下鄉才一二年的知青（如知青作家朱曉平與李杭育等）能有那麼強烈的知青情結。這個特性應是來自於長年累月集體主義教育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集體主義認同，群體意識潛移默化地統攝著個體意識。此外，「知青」本是個歷史概念，但時至今日，人們仍然習以為常地用此概念稱呼有知青經歷的人（照理說應稱為「前知青」）。故此，我們也就「入鄉隨俗」地稱這些「前知青」為「知青」。「知青作家」之類的稱謂，也正是這種「誤讀」的結果。



　　（2）老三屆——指1966-1968年三年的初、高中畢業生。在大陸，入學那年稱「級」、畢業那年稱「屆」。1966年5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或「文化大革命」）開始，學校就「停課鬧革命」，後來雖號召「復課鬧革命」，但無課可復。1966-1967年，正是文革最為緊張熱鬧的時期，六六、六七屆根本沒機會分配就業或升學，小學畢業生進不了中學。到了1968年，連著三年的初高中畢業生壓積在一起，小學、初、高中就校舍而言，也難以維持正常升學系列，大學已經停止招生，高中畢業生根本無升學機會，各行各業的生產也近乎停頓，初高中的畢業生就連分配工作的機會也沒多少了。於是，基本上只剩下上山下鄉一條路可以走。「老三屆」也就別無選擇地成了1968-1969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高峰期的主力軍。



　　（3）紅衛兵——文革初期，各種學生組織蜂起，名稱紛雜。1966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的張承志與駱小海、卜大華、鄺桃生、王銘、張曉賓、熊剛、宮小吉、陶正、高洪旭、宋柏林、袁東平等十七名學生在北京圓明園遺址討論時局商量對策，由張承志提倡用「紅衛兵」作為自己組織的名稱，意即毛澤東的紅色衛兵，大家一致贊成。「紅衛兵」的名號打出後，反應奇佳，仿效者日眾，迅速成為各地學生組織最為「吃香」的名稱。從1966年8月18日起，毛澤東連續八次在天安門檢閱來自全國各地超過一千萬的紅衛兵。就在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檢閱紅衛兵時，北京師大女附中學生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於是就有了大時代中的一個小插曲——



　　　　毛問：「叫什麼名字？」

　　　　宋答：「我叫宋彬彬。」

　　　　毛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

　　　　宋答：「是。」

　　　　毛說：「要武嘛！」



　　於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紅衛兵」也就名正言順成為毛澤東的青年衝鋒隊。儘管如此，紅衛兵畢竟只是自發組成的學生團體，始終沒有統一組織，每個學校都有數量不等、名稱不同的紅衛兵組織。進入七十年代，紅衛兵風光不再，但仍作為學生組織保留在初/高中，並曾一度欲取代共青團（共產主義青年團）。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轉發共青團十大籌備委員會《關於紅衛兵問題的請示報告》，宣佈取消各地的紅衛兵組織。



　　由上可見，並非全部老三屆都是紅衛兵，在同一時間段（1966-1968年），老三屆的概念大於紅衛兵；紅衛兵組織到1978年方取消，在此之前，在校初高中學生大多隸屬紅衛兵組織（黑五類子女及本人政治表現不佳者除外），因此，在整個文革時期，紅衛兵的概念又大於知青。






（摘自《回眸青春——中國知青文學》）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60dfbf0100ht2o.html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全部文章May 14, 2015編輯部0 Comments


作者：亞歷山大‧潘佐夫 Alexander V. Pantsov（美國俄亥俄州首都大學歷史學教授）、梁思文 Steven I. Levine（美國蒙大拿大學高級研究員）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所謂「十六條」)。陳伯達和中央文革小組在七月就草擬這份文件，經三十次易稿，毛澤東才在中全會期間拍板定案。它的主要一段是：

「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型態領域裡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型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決議獲得通過，並不是沒有遭遇反對意見。毛澤東後來回憶說：「經過討論，我才勉強得到過半數代表的支持。用不著說，和以前一樣，許多人不接受這個觀點。」

為了剷除劉少奇人馬的抗拒，毛澤東改組政治局領導機關，拔擢他的親信林彪、康生及陳伯達為政治局常委；林彪更出任唯一的副主席，取代遭到貶抑的劉少奇，成為毛澤東新指定的接班人。為了削弱鄧小平的勢力，黨的總書記一職廢除，中央書記處自此在黨內毫無影響力可言。中全會之後，書記處功能由中央文革小組接管。

八月十八日，中全會落幕後五天，毛澤東、林彪等人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數十萬名集聚在廣場上的紅衛兵揮手致意。許多學生壓抑不住激動的感情，喜極而泣。「毛主席萬歲！」的口號響徹雲霄，〈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聲縈繞全場。許多男女青年學生在花團錦簇下載歌載舞。紅色大旗在人海中飄揚，領袖的巨幅肖像高擎過頭。


此為近年北京官方釋出的文革時期照片，拍攝時地為1966年9月的北京街頭，成千上百名由中學生和大學生組成的紅衛兵，高舉著小紅書，齊聲歡呼毛主席的到來。

一個年輕的女紅衛兵受邀上台，把繡著「紅衛兵」字樣的鮮紅臂章綁到主席的左臂上，全場歡聲雷動。無數的照相機咔喳咔喳搶鏡頭，電視及電影攝影師忙著錄下這個歷史鏡頭。毛澤東朝這位戴副大眼鏡的瘦女孩笑著問：「妳叫什麼名字呀？」

她僵在那裡，怯生生地答說：「宋彬彬。」

毛澤東揚起眉毛說：「妳應當要武嘛！」說著說著，他大笑起來。

這個羞澀的小女孩窘得完全說不出話來。但是，和偉大的舵手有此歷史機遇的一會之後，她改名「宋要武」。

她的同志們把主席的話奉為綸旨，更堅決投入行動。

同一天，毛澤東接見北京大學附設中學十八歲的女學生彭小蒙。她因為以銅扣皮帶狠打工作組組長張承先而名揚全國。五十一歲的張承先是中央華北局宣傳部副部長，他的年紀、他的職位都不足以讓小女孩打不下手。毛澤東一聽到彭小蒙的「英勇事蹟」後，十分欣賞她的兇狠。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他給清大附中紅衛兵的信中，就提到「小彭」，給她「熱烈支持」。

八月十八日接見彭小蒙時間雖短，意義重大。毛澤東精神奕奕，還會說笑。他逗彭小蒙玩，還揮舞雙手做游泳狀、教她如何游泳。但是當彭小蒙問到今後紅衛兵該做什麼時，他立刻變得很嚴肅。他熱烈地回答：「當然是造反嘍！不造反、改不了壞東西。第一是鬥、第二是批、第三是改造。這一切都要遵守〈十六條〉去做。」政治危機因此更加劇烈，文革愈來愈沾染鮮血。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門大遊行之後，紅衛兵從大、中學校園走上城市街頭。

暴力風潮迅速席捲全國。這齣血腥大戲的主角不是大學生，而是青少年，在全面放縱的氣氛中沖昏了頭的中學生、甚至小學生。他們只是還沒長大的小孩，彷彿聞到血腥味的幼狼，這些無知的狂熱分子幻想著自己是除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以及打倒走資派的巨人。全國有一千三百多萬這樣的小孩。毛澤東藉著他們搧起文化大革命的野火。他以他的「指示」、呼籲和大字報毒化這些小孩的心靈，犯下最傷天害理的罪行。天底下還有什麼事比褻玩年輕人更可惡？

北京市，光是八、九兩個月內，瘋狂的年輕人就殺害一千七百七十三個有走資派之嫌的人。同一時期的上海，有一千二百三十八人喪生，其中七百零四人因不堪年輕的紅衛兵羞辱而自殺身亡。公安部完全不介入。公安部部長嚴格遵守偉大舵手的指示，告訴他的部屬：「最後分析起來，壞人就是壞人。因此他們被打死了，也不是悲劇！」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通過一項決議，禁止公安部干預「革命學生」的行動。解放軍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在同一天也對軍隊下達同樣的禁令。

年輕人迫害的首要對象是他們的老師。某些學校的紅衛兵把教室改為牢房，把所謂「資產階級反動當局黑幫」分子的老師抓來羞辱。這些老師被羞辱、毆打、動刑，許多人差點就給活活整死。中南海對面、北京第六中學的音樂教室就是這樣一處牢房。他們在牆上用老師的鮮血寫上：「紅色恐怖萬歲！」年輕人對這個口號的瞭解就是如此。「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學校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控制的現象，必須完全改過來。」


1966年的上海工藝美術學校與上海戲劇學院，學生批鬥教師和學校領導的場景。

受到免責權的鼓舞，從一九六六年九月起，首都和其他城市的紅衛兵開始分散到全國各地去，到處播撒不幸和恐怖。他們在旅行中無可避免會到韶山沖、井岡山、遵義和延安等「聖地」朝覲。他們在開導落後的群眾、拔除走資派大毒草之餘，到處發現目標。毛澤東非常高興聽到這些「革命創舉」：

「讓他們去嘛，留些人輪流看家就行了。他們要開介紹信，就統統開，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員會的人要去，也可以讓他們去……對外來的學生，要給他們搞伙食。有人說沒有房子住，哪裡沒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這是藉口[不讓學生去]。」

受到好消息激勵，毛澤東在八月底向《人民日報》同仁提到：「不需要在年底結束文化大革命。我們先讓它持續到農曆年[即一九六七年二月初]，然後再說。」

「革命學生」對於偉大舵手的支持十分熱切。有個參與者回憶說：「我們不是遊客……我們是上戰場和舊世界作戰的士兵……從現在起，我們不必再羨慕我們的父母參加革命戰爭的英勇事蹟，遺憾我們出生太晚……我們將要啟發、組織群眾，挖出潛伏的敵人，為文化大革命的最終勝利流血、犧牲。」

一九六六年，寫下這段回憶的作者年僅十五歲，我們不可能懷疑她青少年的純真熱情。可是，她不必像那些被她和她的同志掃進走資派行列的人一樣，她不需要流自己的血。這些被打為走資派的人，和那些「死守舊文化」的人，求饒也沒用。這些宣揚「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的「傳教士」引以為傲的，正是他們的革命比他們父母的革命更無情。

全國各地城市與農村，紅衛兵發動教育性的表演，主角就是他們逮捕的「走資派」。被恐怖擊倒的老人家，雙手已被打斷，被帶上街在群眾叫囂狂罵聲中遊行。他們有如一九二○年代被農村極端分子凌辱的對象一樣，頭戴尖筒帽、脖子上掛的紙板書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某某某」、「反黨黑幫分子某某某」，臉被墨汁或煤炭畫髒、衣服撕破，被迫向「革命群眾」低頭，坦白交代犯的過錯。同時，圍觀的民眾齊聲痛罵，握拳高喊：「打倒某某某！」



那些被「紅色巨輪」壓倒的人心中充滿恐懼。如果那些慘遭折磨的人大難不死，這些公審的可怕景象一定永遠烙印在心頭：

火紅的紅色臂章燃燒起年輕人胸中熊熊之火。響亮的口號鼓舞著孩子們戰鬥。衝、打、砸，跟著紅色走，打造一個紅色新世界。但是，他們仍然不曉得敵人是誰……

「快說！你恨黨，是不是？你做什麼樣的夢想想要恢復失去的樂園？」

「快說！你在醞釀什麼樣的反革命陰謀？你現在預備怎麼樣推翻黨？」

「快說！你保留什麼樣的舊文件，還想拿回你的舊財產？你想要蔣介石回來當政，你才好報仇、殺光全黨，是不是……」

皮鞭一抽、鐵鍊叮噹響，有人哀號。

「快說！快說！快說！」

「我愛黨呀！」

「胡說！你怎麼會愛黨？你怎麼可能愛黨？你竟敢說你愛黨？你怎麼配愛黨？你是腦筋死硬的笨驢！」

鞭子抽動、鐵鍊叮噹響；皮鞭與鐵鍊，火與冰，血與汗。



搶劫也是這些「落後」教師和「黑幫」黨官遭受的紅色恐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有能移動的財產都被搬出這些「壞」分子的家，不能移動的則統統搗毀。光在北京一地，從八月底至九月初，紅衛兵抄了三萬三千六百九十五戶民家，拿走五．七噸黃金、十九噸以上白銀、大約人民幣五千五百五十萬元和六十一萬三千六百件玉器。

同一時期，上海的「新文化旗手」抄了八萬四千二百二十二戶民家；除了大量的寶石、金銀之外，他們沒收美金三百二十四萬元、三百三十萬元其他貨幣、二百四十萬元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以及三億七千萬元人民幣。

以全國而言，到了一九六六年十月，總共沒收約六十五噸黃金(當然，這些數字並不代表劫掠的全貌；它們只代表紅衛兵繳交給中國銀行的數量。沒有人曉得他們自己中飽了多少。縱使如此，報繳的財物之數字仍令中共領導人咋舌。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盛讚這些「梁山泊新英雄」)。


文革期間，紅衛兵闖入山東曲阜孔廟，恣意破壞建築與神像。圖為遭貼上「頭號大混蛋」侮辱標語的孔子像。

不僅是普通老百姓被抄家，國家機關也逃不過紅衛兵的毒手，博物館、圖書館和展覽館等文化機構，首當其衝。只要有可能，歷史古蹟無不遭到破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跑到山東曲阜孔子老家，搗毀約七千件石碑(其中有一千件古石碑)，並且破壞了兩千個墳墓。他們褻瀆至聖先師的出生地。

三個月後，山東一群紅衛兵也褻瀆了十九世紀興學辦校的武訓的墳墓。他們把武訓的遺體挖了出來、付之一炬，群眾在旁歡呼、鬼叫。海瑞葬於海南，他的遺骸也同樣遭到破壞。

並非所有的黨領導人都歡迎紅衛兵。許多人都很不安，其中不少是中央委員。黨領導圈內的鬥爭持續到九月。那些還保持理智的人設法遏抑混亂，冀望經濟不再陷入危機。

九月中旬，腦筋清醒的中央官員以周恩來為首，說服毛澤東批准一道禁令，不准工人及農民加入紅衛兵運動。但是，正宗毛派分子旋即對劉少奇集團又祭出重擊。十月中旬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林彪點名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指控他們走「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

他的發言明顯是得到毛澤東的核可。江青雖然不具中央委員資格，也參加了會議。從八月底起，陳伯達工作繁重，分身乏術，江青已經形同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劉少奇必須做自我批評。十月二十三日，他在工作會議上發表談話，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鄧小平隨即跟進，也承認錯誤。

毛澤東沒有出席頭兩個星期的工作會議，但是他透過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掌控會議的發展。直到十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劉少奇和鄧小平自我批評之後兩天，他才出現在議場。他開始迂迴地、甚至溫和地批評自己因為不在第一線、而待在所謂的第二線太久了，以致「沒有注意日常事務」。接下來，他發動攻擊：

「這次會議兩個階段，頭一個階段，大家發言都不那麼正常，後一個階段經中央同志講話，交流經驗，就比較順了，思想就通了一些。運動只搞五個月，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也許還要多一點……五個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點起來的，時間很倉促。與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社會主義革命比起來，時間是很短的，只有五個月。不到半年，不那麼通，有牴觸情緒，是可以理解的……我看衝一下有好處，多少年沒有想，一衝就想了。」

隔了一陣子，在會議結束後，毛澤東顯然很欣喜他贏了緘默不語的中央委員會，他又說：

「娃娃要造反—我們必須支持他們。讓他們自己走；我們不應該怕他們會犯錯……如果我們不開始向「小將」學習，我們就完了……群眾一上場，妖魔鬼怪就會消失。嚴格講，天底下沒有妖魔鬼怪；它們只存在於某些人腦子裡，這個妖魔鬼怪的名字叫作「害怕群眾」……亂是人搞起來的，製造騷亂的人並沒犯罪……年輕人創造世界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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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聯經出版《毛澤東：真實的故事》
Mao: The Real Story

作者：亞歷山大‧潘佐夫、梁思文
譯者：林添貴
出版日期：2015/05/04
出版社：聯經

潘佐夫與梁思文利用共產國際所保存的毛澤東私人信件、他和史達林、赫魯雪夫的會談速記記錄、蘇聯醫生彙整的毛澤東病歷、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和共 產國際特務的秘密報告、毛澤東妻兒子女的個人資料，包括早先大家都不知道的第九個小孩於莫斯科出生的出生證明等珍貴史料，以全新視角重新解讀毛澤東的一生。

《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內容豐厚紮實，全書共分36章，呈現毛澤東的多樣性面貌——他是革命家、也是暴君；是詩人、也是專制者；是哲學家、也 是政客；既為人夫、卻又四處留情。毛澤東盡全力繁榮國家、鞏固國際地位，卻又自陷於政治和意識型態的死巷，並沉浸在個人崇拜中。作者潘佐夫與梁思文將毛澤 東從聖人及惡魔的刻板印像中解放出來，還原為歷史上一個有血有肉、複雜多變的人物，重新評價他的政治功過和私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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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有理！」──毛澤東、紅衛兵與文化大革命的野火

「造反有理！」──毛澤東、紅衛兵與文化大革命的野火
全部文章May 14, 2015編輯部0 Comments

http://gushi.tw/archives/9241
作者：亞歷山大‧潘佐夫 Alexander V. Pantsov（美國俄亥俄州首都大學歷史學教授）、梁思文 Steven I. Levine（美國蒙大拿大學高級研究員）



前情：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已經曉得紅衛兵小將造出什麼大事，但是毛澤東顯然盼望還要進一步造成天翻地覆。他似乎毫不介意紅衛兵的野火會威脅到中國的經濟。


文革時期的青年王洪文，其於文革後期晉升至中共中央副主席。

當上海及其他城市的青年工人不理會中共中央九月發布的禁止工、農介入運動的決議時，經濟開始出現狀況。他們開始自發性地成立革命團體。十一月初，十七家工廠的勞動青年代表組織所謂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來自一家紡織廠的青年警衛員王洪文被推為司令。他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成為上海第一個工人貼大字報痛批工廠的管理人員時，即受到毛派分子的注意。這個好戰、活力又充沛的年輕人符合所有的革命標準。他才三十一歲，已經服過兵役、在朝鮮打過仗，又是黨員。

可是王洪文領導的組織並沒有得到上海市委的承認；上海市委還未調整思想，仍然認為王洪文及其同志的行動有害生產。不久，王洪文莽莽撞撞地就在上海郊區安亭火車站滋事，使得通往南京的鐵路交通中斷三十個小時。

他的追隨者有兩千多人，躺臥鐵軌上，要求當局提供給他們列車，以便「上訪」北京，好向偉大的舵手報告上海市黨、政當局的「不當壓迫」。王洪文的行動得到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的支持；他們批評了上海市委之後，開始利用這些工人。因此，全國各地青年工人及職工也紛紛成立與紅衛兵平行的組織。它們仿效上海的組織，自稱「造反派」。

這個名稱源自毛澤東在延安為慶祝史達林六秩華誕所發表的講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蒂，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人民日報》讓讀者溫習這個字詞，後來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就把「造反有理」這句話用進他們的大字報。他們把這些大字報送呈毛澤東；而毛澤東在前述的回信裡興奮地說：「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

從此以後，「造反有理」成為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口號。

十二月初，林彪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撤銷九月禁止紅衛兵擴張進入人民公社和工業設施的決議。中國的經濟再次受到威脅。交通系統陷入危機。受到毛澤東八月十八日向紅衛兵致意的啟示，各地狂熱的青少年紛紛擁上前往北京的火車。每個紅衛兵、每個造反派，都想見到偉大的舵手。毛澤東也歡迎，他向中央文革小組解釋說，愈多人見到他，對革命愈好。他說：「蘇聯會拋棄列寧主義的原因之一，就是太少人見過活著的列寧。」

到了十一月底，他已經站上天安門城樓八次，接待了一千一百多萬人的遊行青年。最大的一場是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的活動，有兩百五十萬名革命學生參加。


毛澤東第八次於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

我們今天讀到新華社當時對這些遊行的報導，很難不笑出來。有個我們不知其名的記者聲嘶力竭地報導：

「昨天上午十一點三十分，在〈東方紅〉莊嚴肅穆的樂聲中，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統帥，走上天安門廣場的中央講台……這一刻，整個天安門廣場和從東側連接到廣場的街道，變成一片人海……人人興高采烈的跳起跳落。「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的聲浪此起彼落……接下來，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樂聲中，六十多萬名革命青年遊行穿過天安門廣場……他們不斷地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向偉大的領袖致敬……

十一月二十五日，首都氣溫降到攝氏零下七度。縱使如此，我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沒穿大衣，一襲卡其色的制服，步上中央講台，親切地揮手，向革命青年鼓掌，鼓勵他們堅持文化大革命到底……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主席校閱一百八十多萬名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革命教師、職工和紅衛兵……在激越的歡呼聲中，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統帥及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坐在敞篷汽車上從天安門廣場向西走，走進文革大軍的中心。」

劉少奇和鄧小平仍名列黨的領導人，因此也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講台上。但是他們的日子已經不多。早在十月二十一日，北大已貼出大字報，公開宣稱：「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雪夫！」

十月二十四日，即劉少奇和鄧小平做了自我批評的次日，中央組織部出現一張大字報，指稱：「鄧小平也是中國的赫魯雪夫！」它首次指出，早在一九六○年代初期，鄧小平就倡導「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論調。



十二月十八日，江青的副手張春橋指示清華大學紅衛兵頭頭：「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他又提及劉少奇和鄧小平，「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七天之後，五千多名紅衛兵在北京遊行示威，高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和劉、鄧血戰到底！」

不久，全國各地即出現同樣的示威活動。劉少奇和鄧小平立刻從政治舞台消失。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劉少奇中南海住家出現塗鴉：「打倒中國的赫魯雪夫劉少奇！」兩天之後，中央辦公廳組織了一場「批鬥大會」，公審劉少奇夫婦。後來，這種「批鬥大會」流行開來，蔚為風氣。有個目擊者如此形容批鬥大會：

「警衛團也來了不少官兵。劉少奇和王光美正在草場上挨鬥。鬥他們的人大都是秘書局的幹部。警衛們袖手旁觀。劉的頭髮被扯亂，上衣扣子掉了兩個，被人將兩臂向後拉住，腰彎下來，頭幾乎碰到地上。這就是所謂的「坐噴氣式飛機」。這時候還有人上來，踢幾腳，打了一個耳光。警衛還是沒有插手。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劉少奇已經六十多歲，他是堂堂的國家主席。」

經過多次求見，毛澤東終於在一月十三日接見被他擊敗的敵人。劉少奇只要求准他辭職，退居到鄉下，以普通農民身分度其餘生。但是毛澤東不准。


劉少奇為中共創黨元老、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一度被認為是毛澤東的接班人，卻在文革時期被毛澤東冠以「叛徒、內奸、工賊」，並於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遭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這時候，文化大革命已進入最血腥的階段。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江青派紅衛兵從北京到四川去找貶居於當地的彭德懷。一群兇神惡煞衝進彭德懷的家，把他抓起來，押回北京，關進大牢。

彭德懷被動刑毒打上百次，肋骨打斷、臉部打傷、肺部也打傷。他一再被拉去批鬥大會。老元帥不斷呻吟，說不出話來。他在獄中寫信給毛澤東：「向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一九七三年，他被移置到監獄醫院。他死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彭德懷（1898-1974），中共開國元勛、解放軍著名將領。文革爆發後被押送北京，遭到殘酷迫害 。

另一位中國革命英雄賀龍元帥也受到毒刑拷打。賀龍是個愛說笑的樂天派，很有女人緣，當年毛澤東在延安剛和江青共宿共眠時，他是少數力挺毛澤東的人之一。但是早年和領袖夫人的交情，幫不了他。一九六○年代初期，他和林彪不和，他認為林彪在現代武器方面是個土包子。他就是因為這樣垮台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召集清華大學學生鬥爭賀龍。賀龍求周恩來保護，拜託周恩來准他住進中南海。但是周恩來心驚膽戰，答說：「即使在中南海，情勢也很緊張。你需要找個更遠的僻靜地方休息。」

可是中國之大，再也沒有安靜處所。幾個月後，賀龍被捕，歷盡折磨。他已倦乏，不想再替自己辯護，旋即絕食，死於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他在死前不久對妻子說：「我只希望毛主席會說一句話：『賀龍是我們的同志。』」

賀龍死後不久，被造反派迫害許久的李立三，也在六月二十二日自殺身亡。李立三在一九三○年代初期曾是中國共產黨實際最高領導人。他在一九四六年初從蘇聯回國，在中央委員會任職，歷任黨、政及工會領導職務。

一九六六年底，年輕人把他抓出來批鬥，然後有一陣子沒理他，但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底又來抓他。他被毒打了兩年半，直到他受不了，乃吞食過量安眠藥自殺。他寫給毛澤東的信透露：「我身心俱疲，已無法忍受刑求。」

李立三身亡次日，他那也迭遭批鬥的俄國太太和兩個女兒，都被逮捕。李立三遺孀回憶說，當她發覺自己被關進一間安靜的小牢房時，竟然大大鬆了一口氣，跟自己說：「我自由了！我得救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國共產黨創黨黨員、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因為不能忍受刑求，自殺而死。同年，據實將農民的感受向毛澤東報告的主席秘書田家英，也自殺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被紅衛兵罰在烈陽下站了好幾個小時後，也死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在偵訊過程被刑求而死。同一時期，中共中央國防工業政治部主任趙爾陸，以及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恆、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也都自殺身亡。

劉少奇也遭受迫害。一九六七年一整年，他屢次在中南海及北京其他地方的批鬥大會中遭到羞辱。九月中旬，他太太被關坐牢，後來劉少奇即陷入過度緊張及血糖過多的症狀。沒多久，他的自主神經系統功能失常；接下來又得了肺炎。病情嚴重的他受到居家監禁，不給他任何醫療照顧。

一九六九年十月中旬，他被秘密轉移到開封，化名「劉衛黃」，丟在屬於本地「革命」當局的一棟房子，無人聞問地等死。房裡除了地上一副髒擔架供他睡覺之外，沒有任何家具。一個月之後，某天上午六點四十五分，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任主席死了。救護車兩小時之後才到達。死亡證明書職業欄，醫生填上「無業」，死因「病亡」。

其他許多不知名的中共領導人也成為紅衛兵和造反派恐怖動亂的受害人。文化大革命的野火燒向全國。


薄一波（1908-2007），中共創黨八大元老之一，官至國務院副總理，文革時期亦遭受嚴重迫害。其次子為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

毛澤東曉不曉得這些狀況？他聽到老同志們的呻吟嗎？這根本毋庸置疑。是他，對個別的黨領導人的命運做出最終裁決。是他，把他們一一剷除黨、政職位。沒錯，他和史達林不一樣，他沒有親自簽署他們的死亡狀。但是，把人逼到走上自殺的絕路，不就等於執刑嗎？他縱容別人對階下囚刑求、拷打，不就等於下達死刑宣判嗎？毛澤東有可能不知道無法無天的規模、他不瞭解徹底放縱會伊於胡底嗎？

不！他太瞭解一切了，也因此他對受害人的悲慘命運逃脫不了責任。他是這場毫無道理、心狠手辣的群眾暴力的罪魁禍首。在「天下大亂」的這幾年裡，上百萬人被刑求、被槍決或被逼自盡，上億人嘗盡程度不一的苦頭。其中只有少數人是黨員或幹部。毛澤東完全知情，事事了然於心。

本文摘自聯經出版《毛澤東：真實的故事》
Mao: The Real Story

作者：亞歷山大‧潘佐夫、梁思文
譯者：林添貴
出版日期：2015/05/04
出版社：聯經

潘佐夫與梁思文利用共產國際所保存的毛澤東私人信件、他和史達林、赫魯雪夫的會談速記記錄、蘇聯醫生彙整的毛澤東病歷、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和共 產國際特務的秘密報告、毛澤東妻兒子女的個人資料，包括早先大家都不知道的第九個小孩於莫斯科出生的出生證明等珍貴史料，以全新視角重新解讀毛澤東的一生。

《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內容豐厚紮實，全書共分36章，呈現毛澤東的多樣性面貌——他是革命家、也是暴君；是詩人、也是專制者；是哲學家、也 是政客；既為人夫、卻又四處留情。毛澤東盡全力繁榮國家、鞏固國際地位，卻又自陷於政治和意識型態的死巷，並沉浸在個人崇拜中。作者潘佐夫與梁思文將毛澤 東從聖人及惡魔的刻板印像中解放出來，還原為歷史上一個有血有肉、複雜多變的人物，重新評價他的政治功過和私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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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大和魂：蔣介石的戰爭、國家形成與在臺國（民黨）軍的重建

中國軍、大和魂：蔣介石的戰爭、國家形成與在臺國（民黨）軍的重建
http://whogovernstw.org/2015/05/15/chinghsuansu2/

◎ 蘇慶軒／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日本資深記者野島剛的新作《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在台灣翻譯出版，揭露1949-1968年之間蔣介石與二戰日本帝國軍人之間的合作關係。野島剛的新作並非華文世界裡第一部關於白團的作品，已有諸如翻譯中村祐悅的作品（1996），也有台灣記者林照真的採訪成果（1996）、楊鴻儒的研究介紹（1996）與楊碧川的調查與整理（2000）等。日本帝國軍人「介入」國共內戰，並非僅在台灣而已，有些日本帝國軍人甚至在白團成立之前，就已在部分中國戰場上「指導」作戰（2009）。本文並不打算一一介紹這些作品，而是試圖在這些研究的成果上，以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角度理解蔣介石與白團的關係。





來源: 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100730830


戰爭與國家形成

現代國家對政治學者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在現代國家這個框架與基礎上，才能建立諸如政體類型（regime types，如民主與獨裁）、政府體制（如內閣制與總統制）或者政黨等概念。不只是政治學者關注現代國家，對於統治者而言，現代化亦隱含著一個思路：當一個國家不夠「現代」時，則任何建立在現代國家之上的制度就會不夠穩固，進而影響政體、政府體制與政黨的運作。

政治學者Tilly（1992）認為現代國家的關鍵，即是國家對人民進行直接統治（direct rule）的能力，而非過往的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形式──亦即在國家與人民之間需要一個統治階層，如地方領主或貴族，他們一方面協助國家統治人民，另一方面從中獲取自身利益。換言之，實行間接統治的國家，會因為此一中介統治階級的存在，而無法深化統治能力，從人民身上搾取（extract）更多資源。




西伐利亞條約的確認儀式，象徵民族國家的開始。

來源: wikipedia



刺激國家發展出直接統治能力的原因，即是戰爭。Tilly（1992）以戰爭解釋歐洲現代國家的形成：近代歐洲國家的統治者為了救亡圖存，必須對外征戰抵禦外侮，同時也要對內鎮壓反抗統治的敵對勢力，由於長年的戰爭迫使統治者必須不斷投入人力與資本，因此統治者必須大幅改革統治方式，一方面用來汲取資源以支持戰爭之所需，另一方面是用來壓制反抗汲取資源的內部勢力。其結果是國家的統治能力大幅提升，排除了過去國家必須倚賴鄉紳或貴族間接統治人民的侷限，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制度直接統治人民，使國家得以打造國族（making nations）、建立軍隊（building army）與提高歲收（raising money）（Tilly, 1992）。一言之，戰爭、備戰與建國是相互影響，使現代國家誕生於歐洲（黃金麟，2009：3-7）。


蔣介石的戰爭與國家形成

戰爭雖然可以刺激國家建立現代而強大的統治能力，但戰爭卻也是兩面刃，能夠扮演摧毀國家的角色。如何在戰爭與地緣政治競爭的壓力下使國家現代化，一直是統治者所要思考與面對的挑戰。然而，後進國家卻有「後進優勢」（advantages of the latecomer），亦即不用透過「試錯」（trial and error）的方式找出適合的現代化道路，而是可以師法先進國家的經驗，降低試錯所要付出的成本。即使是現代國家的誕生之處歐洲，它們經驗亦顯示，較晚興起的國家雖然要同時面對外部的戰爭與地緣政治競爭壓力，以及內部諸如工業化、都市化與市場經濟發展等變遷，但這些統治者可以對先行國家的發展經驗進行學習，從中找出更多的工具與手段來汲取資源，包括諸如設立現代大學以訓練與提供科技、稅務與行政人才、建立汲取資源更有效率的官僚體制，以及更為專業與現代化的軍隊等，以求在短期內適應與利用社會經濟變遷，在地緣政治競爭下求生存（Ertman, 1997）。

逃來台灣的蔣介石，歷經國共內戰的慘敗後，也有一個建立現代化中國的「中國夢」，但這個現代中國是建築在廣闊的中國領土上，築夢的前提是發動一場反攻復國的聖戰，從中國共產黨手中重奪中國的統治權。顯然，從失敗的經驗中痛定思痛，才能使失敗成為重新建國的資產（黃金麟，2009：121）。




1954年的蔣介石與蔣經國。

來源: wikipedia



蔣介石（1953）在國民黨來台後舉行的第七次全代會上，歸納失敗的原因，包括思想1、國際外交的失敗、政治上的失敗、經濟上的失敗、教育上的失敗與軍事上的失敗等，來台後必須針對這些敗因進行改進。然而，國際因素顯然困擾著蔣介石，因為國民黨最重要的盟邦美國並不喜歡以他為首的政權，韓戰期間美國總在外交、美援與軍事上處處限制蔣介石反攻復國的企圖（張淑雅，2011）。不為美國所喜的處境，使蔣介石呼籲黨員要體認「革命建國艱險的前途與自力更生的決心」（1953：50）。

於是，與日本帝國軍人交手的經驗，以及這些帝國軍人在國共內戰中的表現，吸引了蔣介石的注意，日本帝國軍人就此走進「自由中國」現代化的舞台。蔣介石引進「白團」協助國民黨政府重建軍隊，並將後勤體制現代化。只不過諸如仲介日本軍人來台的岡村寧次（前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白團團長富田直亮（前日本帝國陸軍少將）等以降的日本帝國軍人，在二戰結束後皆因其侵華行為而受到審判或譴責，而具有戰犯的身分（林照真，1996；野島剛，2015）。但由於蔣介石的堅持，中國軍在日本帝國軍人兼戰犯的諄諄教誨下，逐步吸納了大和魂的精神，在台灣重建。


日本帝國軍人的協助與在臺國（民黨）軍的重建

聘請二戰期間兵刃相向的敵人做教官，難免會受到中國軍官的抗拒。因此，1950年蔣介石先在革命實踐研究院發表演說，指出國民黨軍在內戰中因為訓練不足使三軍無法相互配合，為了改進缺失，他試圖說服軍官接受日軍教育，並反覆強調需要東方哲學與西方科學相結合（野島剛，2015：411-418）。雖然美軍顧問團並不喜歡白團的存在與蔣介石偏愛白團的立場，但也默許這些日本帝國軍人的活動。直到1963年國民黨軍已完全按照美式編制，影響了白團教育方式，但蔣仍希望即使編制與裝備為美式，部隊也必須具有日式精神（中村祐悅，1996：122）。

蔣介石之所以偏愛日本帝國軍隊的訓練方式，並不僅是因為反攻復國的政策不受美國所喜2，而必須另闢途徑、自立自強，也包括蔣介石本人留日經驗的影響（野島剛，2015：32-93）。然而，其他的原因也包括蔣介石個人對西方教育與訓練的偏見，以及國民黨軍在台處境困窘的現實問題。




二戰時德製裝備的國民革命軍。

來源: wikipedia



蔣認為以前雖曾聘請諸如德國、英國、美國與俄國等教官，但他們皆重視技術而忽視精神訓練，使下屬與部隊在脫離長官的監督後，就「陽奉陰違」、不負責任，使命令無法貫徹而成為烏合之眾（野島剛，2015：413-414）。蔣介石主觀認為西方教官不重視精神訓練，導因於西方官兵普遍具有科學常識，且自小受到的教育養成「自由自動的意志」，而有負責任的精神，但這些條件是中國官兵所沒有的，因此聘請日本教官的用意，在於「惟有以東方人知道東方人的性能，東方人知道東方人的道理，這樣訓練，才能真正復興東方固有的道德精神，建立東方的王道文化，完成我們的革命事業，洗雪過去的重大恥辱」（林照真，1996：100-105；野島剛，2015：414-415）3。





二戰前中國陸軍向德國學習軍事現代化。來源：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除了精神訓練的需要外，蔣介石也受制於物資上的不足，而無法採用美式作戰。美式訓練是要求看到敵影就開槍，現代化的後勤體系足以支持部隊無限開火的作戰能力，但二戰中的日本因為物質短缺，故講求彈無虛發，以求每一份資源都能效用極大化，甚至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只能採用犧牲肉身的方式捨命攻擊。劉進慶（2012）已然指出，國民黨政府在1956年以前的財政支出，有八成是用於國防上，他推論此後的中央歲出也以國防支出為主。然而即使支出如此之多，也無法負擔國民黨軍在作戰時能夠無限開火，何況當時的國民黨軍並未建立現代化的後勤體制。蔣介石逃來台灣的處境，使他無法採用美式的「強者兵法」，而偏愛日式的「弱者兵法」（戴國煇，1996）。

蔣介石為了讓國民黨軍習得「弱者兵法」，進行不少由日本帝國軍人主持或參與的訓練，本文根據中村祐悅（1996）的著作，將1968年白團成員全部撤離台灣之前所主持或參與的訓練項目，整理成下表：

項目名稱	訓練對象	訓練內容	參訓人數
圓山軍官團普通班	少校上尉中尉少尉	步兵操典、師戰術為中心	40614
圓山軍官團高級班	上校少將以上	後勤科目與軍戰術	801(含旁聽)
人事訓練班	辦理人事的軍官	大日本帝國軍的人事制度	約1000
聯勤後勤教育	聯合勤務總司令部高級軍官	軍後勤與師後勤	約200
聯合作戰研究班	軍團司令、軍長、師長、國防部高級幕僚	大日本帝國陸軍大學教育	626（未含最後一期訓練班人數）
科學軍官儲備訓練班	少數中校、其他為30歲左右的少校上尉	大日本帝國陸軍大學教育	171
戰史研究班	少將，尚未擔任實際職務	戰史教育	71
高級兵學班	時任國防要職的中將以上	戰史教育、國家總動員	約120
戰術教育研究班	中校與少校為主	中國教官主講，日本教官監督，提高軍官的戰術教育能力	約120
教官特訓班	參謀大學教官	訓練參謀大學的中國教官	參謀大學全組教官
湖口模範師教育	第三十二師（94、95、96團）	施行日式訓練，成為「中山師」	第三十二師
國防部動員幹部訓練班		軍人動員、軍隊動員	9330

*此表不含建立國家戰時動員體制與演習操練的項目。

反思中國軍與大和魂

後進國家向先進國家學習現代化，是無可厚非的事情，蔣介石本人就是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其子蔣緯國也曾進入德國納粹陸軍進行實習。然而，對於曾在二戰期間慘烈對日作戰的中華民國而言，白團顯然是一段尷尬的歷史，甚至日本人野島剛也猶豫是否要揭露白團這段歷史，因為這必須考量到當事人的處境，甚至涉及該怎麼詮釋這段歷史（史觀）的問題。有些作品認為，這些日本軍人試圖回報蔣介石戰後對日以德報怨的政策，以及自身堅持反共的意識形態，願意協助國民黨軍進行國共內戰，甚至來台貢獻所長。相較此一具有抱負卻讓個體差異性模糊甚至消失的論述，野島剛與台灣的文史工作者採用另一種觀點，從部分已揭露的日記與通信中，找出來台日本軍人的個人動機，其實不免與個人利益、戰後經濟窘迫，甚至因戰後日本社會對軍人的歧視而試圖另尋舞台有關。但無論如何，蔣介石在台灣轉向發展型國家之前，是投入大量資源打造一個反共的戰時體制，甚至不惜與二戰期間蹂躪自己人民的敵人合作。



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這場長達八年的艱苦抗戰，不僅是我中華民族生命存續的關鍵，更是世界史上自由對抗專制的轉捩點」、「所有參戰官兵，都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的決心，尤其看到日軍摧殘自己家園、橫行國土，每個人心中都燃起強烈的殺敵意識，並願意以生命換取國家的安全」。來源：行政院政策影音站。




然而，今年（2015）是對日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現在的國民黨政府舉辦不少活動予以紀念，凸顯對日抗戰有著反抗列強壓迫的道德基礎，是為中華民國歷史上最為光榮的一頁。此外，世界各國在面對二戰歷史時，無可避免地要針對戰爭罪行與人權迫害進行檢視與譴責，中華民國也不例外。然而，在時值紀念對日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此刻，是否也該思考，是在怎樣的道德基礎上，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可以前嫌盡釋，在戰後與侵華的日本帝國軍人戰犯合作？如果僅是因為政治現實考量，毋須任何道德基礎即可合作，那麼現在的國民黨政府又應該怎麼面對這段歷史，以及過往譴責日本戰爭罪行的聲明呢？



參考書目
Ertman, Thomas. 1997. 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lly, Charles. 1992.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Cambridge, MA: Blackwell.
中村祐悅，1996，楊鴻儒譯，《白團：協助訓練國軍的前日軍將領校官（協訓國軍的日本軍事顧事團）》，台北：凱侖。
林照真，1996，《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祕史》，臺北市：時報文化。
野島剛，2015，蘆荻譯，《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台北：聯經。
黃金麟，2009，《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臺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臺北市：聯經。
張淑雅，2011，《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新北市：衛城。
蔣中正，1953，《總裁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中央文物供應社印。
劉進慶，2012，王宏仁等譯，林書楊校訂，《臺灣戰後經濟分析：修訂版》，臺北：人間。
戴國煇，1996，〈序一：台灣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問題〉，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祕史》，臺北市：時報文化，頁3-7。

土改時將國家精英幾乎殺精光 民國開國英雄被槍斃 組圖

土改時將國家精英幾乎殺精光 民國開國英雄被槍斃 組圖

【阿波羅新聞網 2015-05-10 訊】
作者：顏昌海


在大陸建政後的土改時，在全國範圍內，只要是和國民政府或國民黨沾有一點邊的人，無論其道德品行如何、無論其是否與共黨有過過節，都一律予以捕殺了，其殘酷性前無古人當時有大陸官方「五老」之一的林伯渠，以及投降大陸官方的紅人程潛都曾替他求情，結果還是保不到。這麼一個民國的開國英雄，1927年後就辭職回家專心從事教育的人，可謂從未與黨交惡。對這麼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都居然容不下而殺無赦。而且連林伯渠、程潛也竭力營救未果。可以想見當時全國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屠殺。






在大陸建政後的土改時，在全國範圍內，只要是和國民政府或國民黨沾有一點邊的人，無論其道德品行如何、無論其是否與共黨有過過節，都一律予以捕殺了，其殘酷性前無古人。以湖南的兩位人物來舉例說明：



楊載雄(1881-1951)，又名楊懷斌,字璘軒,湖南澧縣縣城桃花灘人。楊與蔣翊武從小是同窗好友，澧州官立高等小學堂畢業。少時好馳馬試劍，1900年八國聯軍進犯天津時，楊加入湘軍勁字營北上抗敵。後改投湖北新軍，與蔣翊武同隊。1911年1月，文學社成立，蔣翊武任社長，楊任本部參謀。9月，文學社與共進會聯合，組成湖北革命軍總指揮部，蔣翊武任軍事總指揮，楊為軍事籌備員，協助蔣謀劃制定武昌起義計劃。10月10日晚，武昌起義爆發，楊參加會攻清督署、藩署戰鬥，身先士卒，勇敢頑強。武漢保衛戰中，楊臨危受命，由第十標統帶升為步兵第六協統領，兼率馬、炮各隊，防守東湖門，搜索陽邏、葛店、武昌、黃州一帶頑敵，進攻龍王廟以牽制清軍。退守漢陽兵工廠時，受命指揮將校決死團的一部和敢死隊第三隊。敵以小船載引火物，擬火燒兵工廠，楊迅挑善泅兵士潛水焚燒敵船，致敵船損人失。漢陽失守後，率戰卒千餘，死守武昌城外大堤口、氈泥廠、下新河之線，防禦工作極堅，見者匪不稱道，是蔣翊武“守危城、卻強敵”的功勛戰將。

民國成立時，被孫中山授予陸軍少將銜，並授孫中山親書“陸軍三等龍虎章少將”匾。所屬部隊被編入北伐第一軍，楊被任命為黃陂、孝感鎮守使。

1913年楊解甲歸澧，1915年至1924年在澧州中學任教。1925年，任命為建國聯軍川軍補充團團長，參加北伐。1927年受國民政府派遣赴瀋陽勸張學良易幟。1927年底，因不贊同國民黨對滲透自身的共產黨的清黨政策，又回歸故里，重執九澧聯立女子師範等校教鞭，直至1936年。1937年至1939年，任澧縣國術館館長;1940年始，創辦童蒙學校，發展地方小教事業。期間著有《陸軍上將蔣翊武事略》。大陸官方建政後，曾有毛澤東親筆信函寄楊，邀赴京會議國事。因年高體弱，未能成行。1951年土改時被槍斃。據傳當時有大陸官方“五老”之一的林伯渠，以及投降大陸官方的紅人程潛都曾替他求情，結果還是保不到。這麼一個民國的開國英雄，1927年後就辭職回家專心從事教育的人，可謂從未與黨交惡。對這麼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都居然容不下而殺無赦。而且連林伯渠、程潛也竭力營救未果。可以想見當時全國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屠殺。

顏寄村(1887 1951)，本名顏昌榕，澧縣城東2公里澧東鄉人。自幼嗜學，約20歲時考入湖北武昌存古學堂(原武昌經心書院)，受學五年，曾與徐特立先生同學，並為摯友。辛亥革命爆發前，顏追隨蔣翊武，為文學社成員，任會計兼發行;武昌保衛戰中，又隨李仲衡、岳景飛率湘第二次援鄂軍參戰武昌，擔任蔣翊武戰時司令部工作;蔣任軍務部長，顏即為軍務部秘書。武昌組設軍政府過程中，顏陳述澄清吏治，嚴肅法紀等大政尤力，深得黨人之意。後避回湖南，致力于于常德、澧州教育事業，勤懇熱誠，儘力桑梓。創設澹江完全小學，及試驗性工讀學校。又曾仔細考察京、滬、杭(州)、蘇(州)、無錫、南通、南京、武昌一帶教育發展狀況。1920-1925年任澧縣縣立中學校長。卸任後歷任湖南私立明道中學校長、湖南省審計員、安徽省建設廳科員、澧縣第一區區長。後又任事於桃源金礦局、花畹崗川鹽局、漢口捲煙煤油稅局等地。

所至皆以廉潔負責著名，嘗自謂“服務多年，無所建白，惟案無片紙積留之牘，室無不可告人之錢而已。”抗戰勝利後，顏回澧城寓居，並授聘於縣城各中學，教授歷史、國文、地理、公民等課程。生平講學，以“學問須從圖書館搬到茶室酒寮”為言，每思深入社會，隨時隨地隨事隨人，必期有所裨益。最喜稱道者，常謂“有寧靜淡泊之節操，必須有鞠躬盡瘁之事業。”又謂“知而不行，是一無氣力之學者;行而不知，是一無理智之勇夫。”又謂“無氣力之學者，立於人後以冷笑一世。無理智之勇夫，排他人以盲進於世界。”治學嚴謹，深受學生愛戴。

著有《澧縣小學概況》、《考察教育日記》、《鄉村自治寫真》、《平民家庭讀物》、《書目問答》、《中國近代史稿》、《中國文學史》等多部著作傳世。1946年，湖南省府主席王東原給顏的《六十壽頌》中，有“修身立德，斯為真儒。經世致用，雅有傳書”之贊。1951年土改運動中，程潛曾向王首道求情慾保，但遭婉拒。顏在多次凌辱批鬥毒打下，不堪忍受而自縊身亡。……

“土改”時，批准殺人的權力在區一級，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深夜，區、鄉幹部會議結束，大家勞累了一天，睡覺去了。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這時，如果這位年輕人心地比較善良，他手中的“硃筆”稍稍留情，盡量少劃紅勾，這些人就可能倖存下來。如果這位年輕人“階級鬥爭”觀念比較強，殺紅了眼，“硃筆”一路勾畫下去，則明日刑場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靈蓋被打飛……要是這位年輕人打瞌睡，“硃筆”誤點在某個原擬不殺的人的名字上，醒來後又沒有發現這一錯誤，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殺人的權力雖然在區一級，但實際上，某位鄉幹部要殺誰，甚至因私仇某位貧僱農要求殺誰，跟區委書記說一聲，少有不批准的。

鬥爭地主的場面十分野蠻，拳、腳、鞋底、棍棒、皮鞭一齊上，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慘叫哀號之聲，不絕於耳。對於某些強加的罪名，跪在鬥爭台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台下在積極分子的帶領下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淹沒了地主那微弱可憐的聲音;台上的積極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腳踢，打得你根本無法開口。在這節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別溫和，待人十分寬厚，以前從來沒有得罪過任何人，沒人告他的狀，也許能逃過一劫，留下一條小命。如果幾十年來因某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說話不小心，得罪過某位貧僱農，在土改幹部的挑唆下，貧僱農指控他是“惡霸地主”，就完蛋了，沒有分辯的餘地。在貧下中農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殺十分可憐，不記恨往日的小事，寬宏大量，什麼也不說，這位地主的小命也許能保留下來。如果是個生性嫉妒、幸災樂禍的積極分子，見人受罪心裡樂，看到殺人便興奮，告狀時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一個一個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規定：“戶戶冒煙，村村見紅”。假設那個村子裡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為地主;假設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裡面拔將軍”，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總之，至少要殺一個，殺一儆百!

當年殺地主是用槍頂著後腦勺，從背後斜著向上開槍。一聲槍響，天靈蓋便被打飛了，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髓，撒滿一地……血腥、殘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慄，甚至嚇得好幾個夜晚從惡夢裡尖叫著醒來，掩面而泣……殺多了，嚇怕了，反抗者都縮頭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便鞏固了。

“土改”，產生了的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

首先，“土改”人為地製造仇恨，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華夏大地本來是一個文明禮義之邦，尊老愛幼、相互禮讓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處。在農村，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生產生活，秩序井然。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今日之中國，人慾橫流、物慾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其次，“土改”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田秀才”，他們上升為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一定規模;他們經驗豐富，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平;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辦農場，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面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生產資料瓜分得罄空……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有的人就是頭腦不想事。許多貧下中農只能在別人的指揮下從事簡單勞動，缺乏獨立門戶掌握全盤生產的能力。把土地分給這樣的人，他們一缺資金、二缺農具、三缺種子、四缺經驗……明明分給他們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種不出糧食。所以，土改後的第一年，生產總是倒退了。更有一批懶漢，把分的東西吃光用光，分的田賣給別人，依然是個窮光蛋。

“土改”通過鬥爭和殺戮，把善於經營的地主、富農打壓下去，農村中就更加缺乏經營型人才了;把已經集中了的生產資料，零星分散給不善於經營的單人獨戶，使農業生產力遭受到嚴重破壞。

第三，“土改”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土改”利用“流氓無產者”打衝鋒，斗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趾高氣揚地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只曉得三擔牛屎六箢箕……”。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為榮!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偽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他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產，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裡，農業生產怎麼能搞得好!加上“土改”後不久，毛澤東頭腦發熱，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到1960年前後，農業生產全面崩潰。

第四，1953年“土改”結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全面達到了發動土改運動的預期目的，滋長了毛澤東的驕傲自滿情緒，增強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地位，為隨後腦袋發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埋下了禍根。“土改”以及多變的農業政策(首先是單幹，後來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戶單幹……)，產生了嚴重的後遺症：農業生產停滯不前，長期處於落後狀況，至今無法跳出小農經濟的窠臼，遠遠落後於世界農業發展水平，農村貧窮落後，農民苦不堪言。……

私人財產受到保護，這是中外古今共同的規則。不論成文的法律或不成文的習俗，都是如此。儘管歷史上破壞私人財產的事不斷發生，但是像中國大陸發動的這樣大規模、長時間，而且由政府主導來實施的事還是罕見的。用暴力土改，讓為數眾多的無地農民有機會瓜分地主的土地，還能分得浮財，從而換得他們對政權的支持。劫富濟貧從道德而言，是損人利己，是不道德的。在文明國家裡也有“劫富濟貧”，但手段是溫和的，經過多方面的協商，取得大體上能為大多數人接受的方法，這就是徵收累進所得稅。而大陸官方的土改，不但不是溫和的，而且極端暴力，非常血腥。不但在土改當時充滿著暴力，而且將對地主的暴力當成一種正義來實施。這才有文革時期各地殘殺階級敵人的大規模殺人事件，對地主們在身體上的施暴還延及他們的子孫後代。地主的子女受盡各種欺凌和侮辱，剝奪他們應有的基本權利和起碼的社會保障，不讓他們受完整的教育，堵絕他們在社會上發展的一切機會，叫他們永遠處於社會的最底層。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到四十多歲還不能結婚，沒有人願意跟他們一輩子受罪。他們只能找同為地主後代或反革命分子的後代成家。這是發生在20世紀最不人道的記錄。

這些殘暴行為能夠成為“符合正義”的理由，和“剝削理論”——地主收取地租不勞而獲，資本家僱傭工人獲取剩餘價值，也是不勞而獲，因此有理由向他們“清算”——有關。對“剝削階級”進行清算就有了根據。這個“剝削理論”在20世紀一度流毒很廣，於是才有“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這個理論認為要避免剝削必須實行公有制，而在實施公有制中充滿著侵犯私產的暴力血腥事件。經過近一百年的實踐，證明所謂“公有制”的毛病比私有制更大，所以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拋棄了剝削理論。但是這個理論至今仍然有市場，有的國家堅持公有制幾十年，然而這些國家毫無例外地被搞得窮困不堪。中國因不再堅持“公有制”，“改革”取得一些成效。但貧富差距也過分擴大，成為社會不安定重要因素。

否定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有其重要的理由。如果私人財產不受保護，人人得而據為己有。這個世界就成了強盜世界，秩序將蕩然無存。更談不上財富的創造和積累。粗看起來保護私有財產是保護了私利，似乎不道德;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隨便侵犯別人的財產就更不符合道德。

至今還有相當多的人不認為保護私產的必要性，在中國的憲法中對保護私產的巨大爭論就是一例，在實踐中侵犯私產的事也不斷發生。普通人應對的辦法是上訪告狀，有錢人應對的辦法是移民出國。所以，要想使私產的保護得到牢固的實施，必須對過去侵犯私產的事重新評價。即使不能賠償歸還，也應該賠禮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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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该嘲讽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该不该嘲讽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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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在重庆参加新生活运动七周年晚宴，带头吃素

导语


1935年，是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巅峰。及该年末，运动已覆盖全国25省市1355县14条铁路，拥有劳动服务团6万余人。

但运动在当时及日后饱受诟病，批评与嘲笑的声音从未停止。历史，究竟该给这场运动一个怎样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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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时人并不理解蒋氏借新生活之壳，行全民军训之实的用心


“新生活运动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国民的生活能够做到整齐划一四个字。这整齐划一四个字的内容是什么呢？亦就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军事化。……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
蒋氏认为：中国之所以不如德国，“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及人家”


1934年农历新年元宵节（2月19日），蒋介石在江西南昌乐群电影院“总理纪念周集会”上发表演讲《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由此拉开序幕。蒋氏之讲演，开宗明义即明白表示，搞“新生活运动”之目的，是为了“完成复兴民族的使命”。蒋氏说：

“我们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简单的讲，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道德愈高知识愈好的国民，就愈容易使社会一天比一大有进步，愈容易复兴他们的国家和民族！”

蒋氏还以德国为例，对“国民道德”、“国民知识”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番详尽的阐释，感叹道：“（德国）不到十五年工夫，居然能够复兴起来……人家刚刚战败，过几年就可以不付赔款，要赖债就赖了，而我们几十年或百多年的赔款，到现在还是每年要照付。总之，德国也是一个国家，中国也是一个国家，德国没有武力而能与各国平等，中国虽有武力，依然不能求得平等，这是什么道理？没有旁的，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及人家”。…[详细]
要提高“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蒋氏的药方是提倡符合礼仪廉耻的“新生活”


如何提高“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呢？蒋氏的药方就是搞新生活运动，从衣食住行入手，使“所有的国民个个人都过整洁朴素一切能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为什么要从衣食住行入手呢？因为“一个人或一国国民的精神、思想、知识、道德，统统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

为说明基本的衣食住行对民族复兴的重要性，蒋氏将自己在江西的观察和早年留日的经验做了一番对比。据蒋氏说，江西“一般准备要做国家和社会中坚人物……的中学生”，“现在虽然大多数比较好了一点，但是我去年初来的时候看到的，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一个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处吐痰。还有，看到师长不晓得敬礼，看到父母也不晓得孝敬，对于朋友，更不知道要讲信义。这种学生，可以说完全不明礼义，不知廉耻！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国民，如何不要亡国？”

反观日本，“他们虽口里没有提出礼义廉耻来讲，但是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动，其精神所在有形无形之中都合乎礼义廉耻！……日本人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全国已为一种普遍的习惯，如果有人不如此，旁的人一定目为野蛮，不爱国。我们晓得：常常洗冷水脸，可以使人精神奋发，头脑清醒，又可以使人皮肤强健，不受风寒，还有最要紧的，不致耽误时间。别看这个习惯，事情虽小，益处却极大，所以日本人全国如此；试问我们中国，无论是军队里学校里家庭里，有几个人能终年用冷水洗脸？普通那一个不是非热水不洗脸！往往因为没有热水而不洗脸，或因为等热水而耽误几个钟头。由这一点就可以晓得我们的民族不行！我们和日本人不必在枪林弹雨之下来冲锋陷阵，就只对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晓得高低强弱！”…[详细]
蒋氏实际上是想借“新生活”之壳造就一种全民的军事化，但时人并不理解


蒋氏提倡“新生活”，是其对中国出路长期思索的结果。或许鲜为人知，对国民党自北伐以来的“革命”，蒋氏基本上持否定态度，1933年11月，蒋氏在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讲话中曾毫不留情地说道：“几年来，我们革命的成绩，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而政治上不进则退的恶影响，已将过去一切军事胜利，销蚀无余，整个社会的惰性或旧势力，已早将十五年北伐所造成的革命新时势，完全拉转来倒退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更支离破碎更腐败黑暗更纷乱贫弱的社会。”

既敢于坦言国民党政治上的黑暗与失败，蒋氏自当努力思考对策：“我们要起死回生，免于灭亡，那只有改革政治……将不适于现代生存的旧社会，彻底改造出一个崭新的现代社会来”。而蒋氏“改造出一个崭新的现代社会”的手段，正是“新生活运动”——早在1932年7月19日，蒋氏已在日记中写道：“近日甚思提倡复兴运动，与民族德性，而以劳力为主，以礼仪廉耻为体，以艰苦忍耐为用，以树立纪律，整齐秩序为目标。欲救中国，如不从救人心入手，则缘木而求鱼也。欲救人心，如不从注重德性入手，则亦不能见效。”礼仪廉耻、艰苦忍耐、树立纪律、整齐秩序，这些关键词，全是日后“新生活运动”的核心内容。此亦可见“新生活”背后有蒋氏长期的深思熟虑。
福建“新生活运动”十年（1934-1943）中公开禁止与提倡的主要事件

但对一般国民而言，“新生活运动”孜孜于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问题，与民族复兴似乎很难扯到一起。即便是当时的前沿知识分子如冰心等，也难以理解这其中的关系。1935年11月，冰心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嘲笑了“新生活运动”：“这，都是非常可笑的，这些事据说该由教育部或内政部管理的，而现在，……到绥远去那次便有这个笑话：那边小镇上都有赶集的，但在新生活运动推行到了那里之后，有许多乡民竟不敢出来了，因为怕强迫扣钮子，他们本来便习惯敞胸或竟不用钮子的。”（《冰心女士访问记》，载《妇女生活》第一卷第五期）冰心不知道，她所嘲笑者（乡民怕强迫扣纽扣而不出门），恰恰是蒋氏所深恶痛绝者。蒋氏素不务虚，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已经很清晰地阐明了“新生活”关注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细节的缘由，那就是：“讲到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让一般国民吃饭有吃饭的样子，穿衣有穿衣的样子，居室要符合基本的卫生标准，走路要遵守交通规则……这一切看似琐碎，实质上都是为了养成一般国民的自制力（汪精卫称作“制裁力”），这种自制力培养，实际上等同于一种“全民军事化训练”。执政者的这种用心，自然非冰心一类文人所能轻易理解。…[详细]
借壳搞“全民军训”的一个重要隐衷，是为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做准备


“新生活”以“全民军事化训练”为最重要的目的，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战准备有莫大关系。《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蒋氏有感于日本“全民洗冷水脸”，对比中国，不胜痛心疾首：“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不必讲什么枪炮，就先讲洗冷水脸，如果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胜过日本人，其它的讲什么！”此段言论，已将“新生活”与抗战准备之间的关系点明。1934年3月7日，蒋氏又说：

“就整个国家之前途观之，世界大战必将于最近爆发，国家之存亡兴替，即决于此。吾人……必在大战之前夕，竭力准备。但目前因时间之迫促，人力物力之缺乏，与乎国家之迄未统一，一切准备已不能以全国为范围，亦不能百废而皆举，只能在整个国家与民族利益之立场，择定条件最完备之区域，集中人才物力准备一切，使成为民族复兴之最简式的根据地。予以为此种事业大概有两种，一曰明耻教战，即普遍的国民军事训练；一曰交通及基本工业之建设。”

蒋氏所谓的两种为抗战做准备的事业，前者即新生活运动，后者则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正因为“新生活”肩负着为抗战做准备的重任，1935年3月24日，鉴于运动进度“未能尽如吾人之所期”，蒋氏再度强调“新生活”须遵循“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三大原则：“军事化者：在使一般国民能重秩序，守纪律，一切动作能迅速确实，共同一致。生产化者：在使一般国民能消极的崇尚俭朴，减少消费，爱用国货；积极的更能勤苦工作努力生产，多为社会服务。艺术化者，在使一般国民能尚整齐，爱清洁，一切事物由整洁而自然美观。”

蒋氏虽然屡屡强调“新生活”的全民军事化目的，但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在公开发表的有关新生活运动文件和演说中，蒋氏始终不曾明言“抗日”二字。1935年2月27日，蒋、汪还曾联名发布严禁排日运动命令；同日，国民党中政会通告各报纸、通讯社，禁止刊载排日和抵制日货消息。恰与前引蒋氏3月24日的讲话所强调的“军事化”、“爱用国货”等内容南辕北辙，何为虚情，何谓真意，自不难判断。外交上努力周旋拖延、内政上竭力预作筹划，同时避免刺激日军，是国民政府此一时期抗战的基本策略。到1938年，全面抗战已然爆发，蒋氏也就无所避忌：“老实说，我从前倡导新生活运动，提倡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以及合理化(或是艺术化)，希望一致做到整洁简朴、迅速确实的程度，就是因为鉴于国家的危险，要大家有应付非常事变，担当非常责任的准备。到今天，我们的同胞可一致明了我的意思了。这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力量，就是我们民族抗战最大的武器。”1948年，蒋梦麟亦撰文回忆说，1936 年，蒋介石曾在北平对他说过：“新生活运动要请你们在北方的同志好好的推动，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个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来作抗日运动。”…[详细]
02
“新生活”为何未见实际成效，反闹出许多笑话？


“新生活运动”自启动伊始，即饱受批评与嘲笑，如与宋氏姐妹交好的项美丽说它是“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冯玉祥说“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最刻薄者，莫过于James Thomson的评语——“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这些讽刺，建筑在“新生活”的失败之上。“新生活”何以会失败？
蒋介石承认，新生活运动“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


运动缺乏成效，是其备遭嘲讽的主要原因。运动两周年之际（1936年），蒋介石曾发表纪念讲话，并不讳言其成效之微末：“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的团体和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至于一般社会能在衣、食、住、行中表现礼、义、廉、耻的四维，其生活方式能达到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而且厉行劳动服务，具备互助合作的品德，爱国家民族的现代精神，那当然更是少了。”

运动三周年之际，蒋氏又总结道：“过去的工作，在推行方面，标语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实行少；在推行对象方面，只注意到社会上层，而未及于下层；只注意到通衢马路，而未及于街头巷尾。所以三年来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

因其流于形式，“新生活”在当日已演绎出许多笑话。以禁止妇女烫发为例，因屡禁不止，湖南常德县别出奇招，颁布法令规定全县妓女舞女一律烫发，以资区别。此令一出，效果顿生。非但一般妇女不愿再烫发，连规定要烫发的妓女舞女们，也转而把头发弄直。无独有偶，重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也曾要求重庆各理发店在门口高挂“烫发即是娼妓”的标语，企图让那些喜好剪发烫发的“闺秀名媛、知识女性、公务人员之主妇”能够望而却步。更恶劣者，如长沙市长王秉丞，将禁止女性烫发上升到中西文化优劣层面上来，说什么“现行烫发，学自西洋蛮俗，……有伤风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而今用火焚炙，有乖孝道”——宋美龄向媒体解释禁止烫发，其理由也不过是“崇尚朴素”；到王秉丞这里，却成了荒唐的中西文化之争了。…[详细]
失败原因一：运动本身“形、神分裂”，挂羊头卖狗肉


1930年代，“民族主义救中国”是国民政府竭力推行的一种“国策”。受这一“国策”指导，政府在提升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这些工作在今天看来可商榷之处很多，譬如由中央政府出面将所谓的“中国传统武术”提升到“国术”的高度；再如将迄今尚未取得学术界共识的“四大发明”当作历史定论写入教科书，等等。“新生活”运动也不可避免地与这一“国策”结合到了一起。蒋介石说得很明白：“新生活运动者，……即求国民生活之合理化，而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仪廉耻’为基准也。”
1937年5月，延安城南悬挂的“欢迎中央调查团”、“实行新生活”的大标语

蒋氏一方面说一般国人在衣食住行上“吃饭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餐具零乱，吃饭以后弄得菜汤饭屑狼藉满地……”，简直“和野蛮民族一个样”；一面又搬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礼仪廉耻），正是为了平衡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事实上，蒋氏并不号召国人向古人学习，他提供的学习对象，是分散中国各地的外国侨民和传教士。蒋氏说：“我国今日复兴民族，救亡图存，亦惟有模仿外人，实行新生活”，“在中国内地一般普通华侨，其生活习惯、精神、行动，无不符合新生活之原则，吾人应取人之长，补我之短，以外侨之生活为新生活之实际模范”；“我视察各省，嘱各省军政长官，应与当地教会团体联络，因若辈之生活，多半合于新生活”。

一边打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旗帜，另一边却号召民众向外人学习，这种奇特的“形、神分裂”，贯穿了整个“新生活运动”。正因为存在这种“形、神分裂”，同在竭力推动“新生活”的贺衷寒和张学良，对“新生活”的理解，却出现了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奇观。贺衷寒说：“新生活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五四’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化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张学良却大唱反调：“外人不但在物质文明上胜过了我们，即在精神文明上也胜过我们。所有仍在崇信本国精神文明，以为在今日推行新生活运动无其必要的国人，我以为应当赶快觉醒了。”可想而知：这种“形、神”分裂，一方面不免将许多想要尊孔复古的人物和势力吸引进来，另一方面又不免将许多抵触“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排斥出去（譬如胡适），“新生活”当日被知识界扣上一顶“尊孔复古”的帽子，并非无因，宋庆龄1937年就曾在纽约《亚洲》杂志上刊文《孔教和现代中国》，斥责“‘新生活运动’的思想基础是本质上反动的传统儒家哲学。……对人民毫无裨益。因此，我建议取消这个迂腐的运动。”…[详细]
失败原因二：国民党乎完全没有深入到县及县以下社会中去，自然无法推动“新生活”


“新生活”何以不能有实质的大成效？蒋氏夫妇本人虽然可以身体力行过标准的“新生活”，以为国人之楷模，但不公正的社会游戏规则未变，楷模的力量其实也很有限。法学家章渊若当日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只有在一个赏罚分明、贪污绝迹、纪律振肃的国家，社会才有是非，才有公道，而民众才会明礼义，知廉耻，有纪律，守秩序。否则，在好人终是吃亏的变态社会律下，有谁愿肃身自好呢？”说到底，能够做到让自己的行为忠实遵从内心的道德律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一般国民，其行为依据，仍然是决定现实利益的社会游戏规则。

既然在现行“变态社会律下”，民众无意向楷模学习，无意主动去过“新生活”，当局的强力推动就显得至关重要。但蒋氏对是否以政治力量推动“新生活”，表现得相当矛盾。一方面，要求各级党部“将新运列为党务考绩”。另一方面，又再三强调：“新生活运动乃是一种社会运动，应当要拿从事社会运动的精神来做，而不能以做政治工作的方法来做”、“新生活运动的推行，绝少依靠政治之力量，而必须大家以身作则，来做‘潜移默化’的功夫。”这种两头摇摆的结果，是主持新生活长达十余年的黄仁霖，也搞不清楚“究竟这一个运动，是一个政府机构，还是一个社团组织。”

蒋氏之所以摇摆，原因有二。其一，当日部分知识分子对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推动“新生活”本就相当反感，如胡适就曾公开刊文，劝告蒋氏：新生活运动应该是一个教育运动，而不是一场政治运动。生活是一种习惯，生活习惯的改革，要依靠教育的进步，而不能依靠政府的强制。其二，国民党即便欲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推动“新生活”，也是力有未逮。国民党名义上号称“一党训政”，但“党”实际上既无力“训”民众，也无力“训”政府。如高华所言：“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1934年，曾有国民党地方党务人员在《中央党务月刊》上刊文，愤怒声讨“一党训政”的有名无实：“本党名为训政，实无殊于退听……各省市县党部坐拥虚位，毫无实权，绝不能过问各当地任何政务，偶一置喙，诽谤随之。”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其组织几乎完全没有深入到县及县以下社会中去，党既不领导政府，也不领导军队，甚至连基层的“地方自治”，也几乎见不到党的影子，“号称数百万党员，……但大多数是挂名党员，平日决不发生任何组织上的联系”，据1942年的统计数据，70%的区分部连定期开会都做不到。国民党在基层的党力如此脆弱，蒋氏也就只好寄望于社会的自觉了。但如前所言，“变态社会律下”，社会是没有过“新生活”的自觉的。所以，运动最后完全走形，闹出各种笑话，也就不足为奇了。…[详细]

结语
山东军阀韩复榘演讲云：“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兄弟我双手赞成，就是一条，行人靠左走，着实不妥，实在太糊涂了。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左走，那右边留给谁呢？”在一个各级政权遍布“韩复榘式人物”的时代，蒋氏的“新生活运动”用意虽好，但要想办出成效，实可谓痴人说梦。

http://view.news.qq.com/zt2013/xsh/index.htm

余英时：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

余英时：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
2015-05-04 19:48:32

http://m.dwnews.com/culture/news/2015-05-04/59651296.html

多维人文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曾说：“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另一位五四运动的领袖、《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者罗加伦则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胡适后来评价说：“这里的三个评判是很公道的估计”。这似乎才是值得我们喜闻乐见的纪念五四的理由所在。五四运动在“反帝、反封爱国运动”这顶大帽子之下，实则是公民在社会责任的感召下，进行的一场有见识与担当的社会运动。余英时先生则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启蒙，“我们今天似乎不必再‘神化’它”。


余英时

关于“五四”，我先后已不知道写过多少篇经念性的文字了。但那些文字都是从整体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观点写成的，不免流于空泛，其中并无切己之感。这次《中国时报》和《晚报》提出“五四”和个人的感受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颇为别致的构想。这种写法事实上等于是写个人思想成长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带有浓厚的“自传”意味。在这一特殊的角度下，“五四”便不再不是一个笼统的“思想运动”，而是因人而异的“月映万川”了。虽然同是此“月”，映在不同的“川”中自有不同的面目。下面我将简单地说一说我个人所感受到的“五四”。

我是出生在“五四”发生的十几年以后的，根本没有受到“五四”的直接冲击。抗战八年正是我从七八岁到十五六岁这一阶段，我能明确记忆的个人生命史大致是从抗战第一年（1937）开始的。那一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从安庆逃难到故乡潜山县官庄乡，是一个典型的“穷乡僻壤”，那是在万山之中的一个农村，和外面的世界是完全隔离的。我在那里整整地度过了八年的岁月。那里不但没有现代式的学校，连传统的私塾也不常有，因为师资难求。所以在十六岁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所谓“五四”其事，更不必说什么“五四”的思想影响了。

从民国二十六年到三十五年，我完全是一个乡下孩子，从未接触到现代的知识和思想。事实上，现代的正规教育和我是绝缘的，我只在私塾、临时中学等处断断续续地上过两三年的学。临时中学设在邻县舒城的晓天镇上，步行要走一整天，极不方便。我只在十三岁时去过半年，然后便因病休学，等于什么也没有学到。读书识字大概主要是从看旧章回小说中得来，这是旧社会中儿童所共有的经历。此外所接触的则是一些片断的中国文史知识。抗战的末期，我曾在桐城县住过一年，那是我少年时代惟一记得的“城市”，其实也是闭塞得很。桐城人以“人文”自负，但仍然完全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传统之中。我在柚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响，对于旧诗文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但是我从来没有听人提到过“五四”。当时无论在私塾或临时中学，中文习作都是“文言”，而非“白话”。所以我在十五六岁以前，真是连“五四”的边沿也没有碰到。

抗战胜利以后，我才真正从“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先后住过的城市包括沈阳、北平、上海，而大致以北平对我个人思想的形成最关重要。这当然便逃不开“五四”的影响了。最初一两年中，因为要补上抗战八年的教育空白，以争取考大学的机会，我的时间大都用在补习英文、数、理等科目方面，没有余暇来注意新思想、新文学之类的问题。但当时我也读了一些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的作品。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梁启超给我的影响最深，胡适次之，鲁迅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刺激。这大概是因为我所生活的社会已和“五四”前后大不相同。鲁迅所谴责的“正人君子”以及其他具体对象对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无法引起我的共鸣。梁启超和胡适的影响主要也限于中国学术传统方面。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他一方面批判旧传统，一方面又激动读者热爱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很微妙的“矛盾的统一”。但是对我个人而言，他的热情似乎偏向于“求知”的一面。我从他那里得到一种启示：我必须去真正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学术思想史。这种理解，和为理解而从事的研究，必须是超越现实效用的。我们决不能为了任何眼前的利害而曲解历史。

这一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在胡适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胡适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在梁启超之上。我因此了解到：如果我真正要理解中国的传统，我必须同时要对西方传统和现代世界有深入的体认。这便把我推向另一个知识的领域。

现在回想起来，“五四”对我的影响大概以“求知”这一点为最深。但“求知”并不排斥“道德”，因为推动“求知”的仍是一种巨大的首先力量。我很同情“改造中国”的理想，但我始终相信“改造”必须以可靠的“知识”为起点。“求知”的精神在“五四”运动中其实不占主流的地位，不过对我而言，这是最主要的影响。

现在大家都说“五四”是反传统的运动，“打倒孔家店”、“礼教吃人”、“全盘西化”等代表“五四”的主要精神。这大概是不错的。但是对于我这个出生在“五四”以后十几年的人，这些口号则从来没有在我心中发生过激动的力量。我在典型的旧乡村中度过了八九年，那里并没有“礼教吃人”的事。中国农村其实是充满了人情味的，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用“礼教”或“孔家店”压迫人的情形至少并不严重。“愚昧”倒是事实，思想封闭也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我相信“知识”是现代中国所最为需要。但要真正求得“知识”，我们首先便要建立起“为知识而知识”的严肃态度。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知识界最流行的杂志大概是储安平所创办的《观察》，此外还有比较偏右的《独立时论》等。但当时“五四”的潮流已转入马克思主义一途了。胡适早已被暗中“斗垮、斗臭”，不但不再是“五四”的象征，而且是“反动”、“反革命”的代表人物了。他在青年群中，特别是在北大、清华学生们的心中，早已成为一个“反面教员”了。但是左派的猛烈攻击并没有对我的思想发生什么重要的影响。他的“自由主义”还是比较能博得我的同情的。这是“五四”对于我的另一面的启示。

总之，我所随的“五四”的遗产是很有限的，这当然和我的生活经验的限制是分不开的。由于以“知识”和“自由”为核心，我对于中国旧传统也产生不了激越的“打倒”情绪。因为我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怎样去认识传统的真面目。没有知识的基础，我便不敢提出任何“改造中国”的构想。

我现在当然更能认识到“五四”的限制。“五四”是一种“启蒙”的心态。即使以“知识”而言，“五四”也偏于实证主义一路。所以我们今天似乎不必再“神化”它，当然更不必“丑化”它。以我个人而言，我对于“五四”还是希望求得更深的“理解”。但这也正是“五四”所赐给我的一种“遗产”。

(小枝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