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戰講對了什麼?又講錯了什麼?(談連戰的中共閱兵行)

連戰講對了什麼?又講錯了什麼?(談連戰的中共閱兵行)
http://classic-blog.udn.com/AMPERP/29219966

2015/09/01 23:01:05瀏覽428｜回應1｜推薦2

這次連戰到中國大陸去參與中共所辦的「閱兵」，行程中提字「一十四年血淚史，贏得醒獅萬世名」


就是這段提字受到台聯黨主席黃昆輝在臉書上發文抨擊：「跟中國人取暖，連中國國民黨的對日抗戰 8 年也立馬改為中共的 14 年！」

連戰說的14抗戰對不對？當然完全正確！抗戰是從民國20年918就開始的，連日本人在講侵華史也都說15年(他們的算法是1945－1931+1)。而且這14年抗戰，從開始到勝利都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從來都不是「中共的 14 年」。

黃昆輝完全就是啥都不懂的政客，還為此事寫臉書辱罵連戰，要支持者 「明年用選票殲滅」，簡直丟人現眼！


對日抗戰是14年，有分成「局部抗戰」與「全面抗戰」。


民國20年~民國26年是「局部抗戰」，邊打邊和談。


這期間發生民國20年的918事變；民國21年上海128戰役，簽定淞滬停戰協議；民國22年長城戰役，簽定塘沽停戰協議；民國25年綏遠戰役，擊敗日本傀儡政權「蒙疆聯合自治政府」。


這期間的停戰協議，都是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國府為了準備抗戰而忍辱簽定。

到了民國26年七七事變之後，叫做「全面抗戰」，不再與日本和談，整個國家總動員，全面與日軍作戰，以打到日本投降為目標。



只是後來我們無意的把「八年全面抗戰」這詞被簡稱為「八年抗戰」，使得很多人以為抗戰只有八年，這是大錯特錯的。

連戰此行說「抗戰期間，中國國民黨軍隊在蔣介石領導下正面戰場，部署了一系列會戰和大仗，深深重挫了日軍，中國共產黨軍隊在毛澤東領導下敵後戰場，有力牽制、殲擊了日軍和偽軍。」

說蔣委員長領導抗日那段完全正確，但是說到毛澤東打敵後戰場，這段完全就錯誤。

毛澤東是下令禁止他的八路軍與新四軍打日軍的。抗令去打日軍的彭德懐後來被整肅得很慘，罪名之一就是「打百團大戰，曝露主力」。

所以連戰講這兩段，一個正分，一個負分，兩個相抵…我給他零分！


先講中共在前六年的「局部抗戰」做了什麼？

民國20年，日本侵略東三省(史稱918事變)，50天後，也就是11月7日，中共刻意選在蘇聯國慶日，於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日本人打到東北了，中共的反應竟然是是大搞「獨立建國」。


民國21年，日本在上海挑起事端，史稱128事變。這時候中共的反應是：『號召士兵殺掉你們的長官，號召近郊農民「武裝起來」，奪取土地，「進行游擊戰爭」，號召「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民眾自己的政權」。』

敵人打進上海，中共要國軍基層士兵「殺掉你們的長官」。

僅管中共把這件骯髒事推給王明主導的「國際派」，以保持毛澤東的清純乾淨，但是這種行為確確實實是中共幹過的事。而且這種賣國之事，毛澤東主導的共產黨也沒少幹過。


再來講前後八年的「全面抗戰」中共又做了什麼？

1.中共在抗戰中打日軍非常的有限，他們能喊出來的，只有兩場戰役。第一場是平型關戰役時，林彪出動115師去搶日本的軍用大衣，單是這場襲擊戰，中共就吹捧成「抗戰第一場勝利」。

另外一場就是彭德懷打的晉南游擊戰(中共誇稱為百團大戰)，中共也吹捧這場戰役的戰功如何顯赫，但是毛澤東是恨彭德懷去打這場戰爭，認為這是「彭賊保蔣賣力，得到了蔣介石的歡心。」

此外共軍參與的抗日戰役很小，又很少。


2.襲擊國軍，搶槍、搶糧、搶地盤。

民國29年，新四軍襲擊蘇魯戰區韓德勤部隊(韓德勤部隊是武漢會戰的主力之一)，淹死八十九軍中將軍長李守維，中將旅長翁達戰敗自殺，擴大新四軍活動範圍，史稱「黃橋事變。」

民國30年，新四軍再次攻擊國軍，這次打的是第三戰區顧祝同部隊，反被顧祝同徹底消滅，史稱「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長葉挺被顧祝同俘虜。副軍長項英逃跑，逃跑過程中還被自己的部下劉厚總殺死(為了搶軍餉)。所以中共至今對顧祝同將軍是恨之入骨。

3.根據蘇聯塔斯社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記錄「延安日記」，中共基本上不打日軍，甚至在延安種鴉片來壯大自身。

中共在延安種鴉片以壯大自身的事件，《謝覺哉的日記》、《賈拓夫傳》、張國燾的《我的回憶》、曉劍的《滄桑》都有記錄，上述這些書也都被中共列為禁書。



4.根據比利時神父雷震遠的回憶錄「內在的敵人」，中共在抗戰期間的「革命行為」，同樣是不打日軍專打國軍。他在書中特別指出呂正操是怎樣的不抗日。


呂正操說：「蔣介石，他是我們的大敵人」，「正因為蔣介石是我們的大敵，中國共產黨才不能全力打日本。我們不能讓日本在中國太強，但是我們也不能對他們拚命作戰而使他們太弱。假如日本太強，共產主義便無法在中國獲勝。假如日本太弱，蔣介石便不會失敗」


5.中共在抗戰期間與日本有互不侵犯的默契，代表中共與日本談判的就是潘漢年，他可以在日本的「梅機關」直進直出。所以整個抗戰期間，日本也是遇共產黨不打，更可以說明為何日本從不以「攻取延安」為目標，日本飛機也不會去轟炸延安。



這樣的勾結日寇，專打國軍，種植又販賣鴉片的共軍，他們現在得勢得勝，堂而皇之的慶祝或紀念抗戰勝利，他們仍沒有說實話，從不說自己當年是專幹哪些賣國勾當，也從不列舉國軍在抗戰中的22場大會戰，1117次的重要戰役。



很很含糊的講「紀念中國抗戰勝利」，因為他們掌握「中國」的唯一發言權。


我反對連戰去參加中共的說謊大慶典，不是沒有原因，不是政治取向，不是逢中必反。而是我研究過、認識過中共在抗戰期間做什麼。更研究過國軍在抗戰時間的犧牲奉獻。



參考資料


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
http://www.baike.com/wiki/%E4%B8%80%E4%BA%8C%E5%85%AB%E4%BA%8B%E5%8F%98。


毛主席为什么杀彭德怀？文革毛主席批评彭德怀百团大战
http://www.hsmil.com/pages/3e64de3c7c948664ba7c03482c966b07_5.html

文革国务院查新四军日军接触 被批“盗核心机密”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3_05/15/25315387_0.shtml

雷震遠神父回憶錄：內在的敵人(6) 日侵略促進赤化
http://tw.aboluowang.com/2011/0926/220048.html

正视历史需要良知和勇气——读《延安日记》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93-5207.shtml

《延安日记》下載網址
http://blog.boxun.com/hero/jinshu/2_1.shtml



《內在的敵人》

http://www.bannedbook.org/forum2/topic102.html

�X�B:連戰講對了什麼?又講錯了什麼?(談連戰的中共閱兵行) - AMPERP 的網誌 - udn部落格http://blog.udn.com/AMPERP/29219966#ixzz3kgljli2X

日本的殖民統治歧視台灣人的教育政策

歷史流言終結者


(接續上文) (part.3)

歧視台灣人的教育政策

日本的殖民統治，完全的歧視台灣人，而沒有培養殖民地台灣的人才。以日據時期的高等大學教育來說，日本人與本省人學生的比率懸殊。就是日本統治末期，台北帝國大學的在學生，1940年本省人85名、日本人235名；1941年本省人61名、日本人196名；1942年本省人69名、日本人388名；1943年本省人69名、日本人384名；1944年本省人85名、日本人268名。其中，文政學部的學生本省人更少，1940年本省人只有5名(日本人81名)、1941年只有3名(日本人68名)、1942年3名(日本人166名)、1943年3名(日本人164名)、1944年只有2名(日本人30名)。台北帝國大學等台灣的高等教育，皆是以台灣人的稅金經營的，卻大部分收日本學生，而嚴格限制本省學生入學。蔣介石獨裁，也沒有像日本那樣在高等教育上採歧視政策。

依1940年10月1日戶口調查，當時台灣總人口數未達600萬乃5,872,084人。本省人佔絕大多數5,510,259人，日本人不到1成，為312,386人，其他為外省人46,944人，韓國人2,376人，外國人119人。當時台灣的高等教育，從統計可以看出，是專為人口少的日本人而設立。並且不設法律學部，怕台灣人學了法律，會依法來抵抗日本統治，當時台灣學生要學法律的，不得不出國留學去。 日據時期的初等教育比較普及，但這是「奴才教育」，也是差別待遇，日本人唸小學校，台灣人唸公學校，後來改為國民學校，教材內容不同。台灣人的國民學校，每天在上課之前，先要背誦「私大日本帝國臣民心感謝」(我們為大日本帝國之臣民，誠心感謝)之類的奴化教育，還有「鬼畜米英」一類的思想教育，說美、英有如鬼畜那樣不人道。

戰前的日本帝國，稱美國為米國，德國為獨國，法國為佛國，俄國為露國，不像中國給外國「美麗之國」、「有德之國」、「法治之國」的美稱，而給「食米之國」、「孤獨之國」、「佛教之國」、「露宿之國」的錯誤印象。日式教育，教學生肚子痛吃「征露丸」最有效，說這是日軍征服俄國必備的藥丸。日本投降後，藥名改「正露丸」，去掉邊旁，尚留下日本侵略的影子。 當時國民政府的首都設在南京，日本式教育指著花生說，這是「南京豆」，只要攻進南京，就可以盡量吃了。又指著掛圖的臭蟲說，這是「南京蟲」，在南京最多，必須趕盡殺絕。的確日軍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殺」，把中國人趕盡殺絕。日本人學生仗著統治者心態，時常欺負台灣人學生，動口就罵台灣人學生是「支那人」、「清國奴」(chankoro)，如果打架，不分青紅皂白，一定痛痛地修理台灣人一番。

日本以中國賠款「殖產興業」

其實日本近代的「殖產興業」、「富國強兵」，是從中國奪取龐大的賠款而來的。中日甲午戰爭的賠款2億3000萬兩(3000萬兩是歸還遼東半島所追加的)，必須在馬關條約後3年內以金元支，其值超過中國全年歲收的2倍，強迫戰敗的中國在民窮財盡、舉借外債的情況下支付。此筆賠款，換算成日幣為3億6451萬圓。在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時，日本的國家預算只不過9000萬圓，可見這筆賠款的數目是多麼的大，對日本的「殖產興業」有莫大的幫助。

從明治維新到日俄戰爭的期間，有85%的企業是在甲午戰爭之後設立的。日本著名的「八幡製鐵所」就是從賠款中抽出58萬圓創立的，其原料的鐵礦也是長期仰賴中國與朝鮮進口，在盧溝橋事變後的1938年轉變為「日本製鐵」，戰後再轉變為「新日鐵」而稱霸世界。

日本以中國賠款「富國強兵」

賠款的半數是用作日本海軍與陸軍的擴張費，這也是日本能夠「富國強兵」的本錢。其他賠款多方面利用為發展實業，充實運輸、通信等建設費用。因此，日本帝國的興起，是靠「一將功成萬骨枯」，中國大陸人民的血淚錢而來。 日本在當時能確立金本位制，躋身於列強之林，也應該是拜中國賠款之賜。1870年代，英、美、法等經濟先進國家建立了金本位制，不以白銀而以黃金作為國際間商品與資金的計算標準。這時亞洲各國仍然採用銀本位制，隨時因銀價波動而冒匯率差價之險。日本即要求中國以金元(pounds sterling in gold)償付賠款，以此鉅額黃金為準備金，才能夠實施金本位制。日本從此跳出亞洲國家，進入世界核心經濟體系，在商品與資金的交易上，與西方列強並駕齊驅。然而，日本人感激提供賠款的弱鄰嗎？

「台灣經營買費補足費」1200萬圓

賠款之中，有「台灣經營費補足費」1200萬（日）圓，換言之，日本據台後的經營，除了在台的稅收之外，還要靠從中國來的賠款補助。受日本教育的「老台灣人」，有人在感激日本中央政府對台灣經營給予補助，而不知這些錢是來自中國的賠款，跟日本右翼同調羞辱中國，真是悲哀。日本經營台灣，就算是投資，也是在殖民地「養雞取蛋」，被取蛋的老母雞，難道還要感激嗎？ 其實日本近代的工業化，如果沒有殖民地台灣和朝鮮的提供米糧，也是很難迅速達成。日本山多田少，歷代都曾經發生缺乏米糧而引起大眾騷動的所謂「米騷動」事件。江戶時代的德川吉宗將軍，為了防「米騷動」，苦心於調節米價，增產米穀，被稱為「米將軍」。明治維新以後，「米騷動」不止，米價暴漲，生活困苦的大眾，要求廉價米糧，群起襲擊米店、富豪邸、警察等，時有所聞。

台灣的米糖援助日本工業化

明治政府實行「殖產興業」的工業化政策之後，產業人口移動，農業人口大量移入都市充當勞工，造成糧食更形短缺，如果仰賴糧食進口，當時又沒有足夠的外匯購買。這時殖民地台灣和朝鮮的米，解救了日本實行工業化時糧食短缺的危機，並節省了日本不少的外匯。台灣產蔗糖從1896年起95%以上輸往日本，台灣產米在盧溝橋事變前後的1935年到38年達50%以上輸往日本。只台灣產砂糖一項，在日本銷售所課徵的消費稅，在1910年代初期，每年對日本中央政府有4500萬圓的稅收貢獻。日本因為擁有殖民地台灣來供應廉價米糧，才可以抑低國內的工資和勞動所得，加速資本的累積與工業的擴充，以較低的國際行銷價格，形成外銷工業的競爭優勢。日本帝國的工業化，與其殖民地經營息息相關，日本殖民台灣的目的，在於掠奪台灣的財富。受日本教育的「老台灣人」，如果對台灣的歷史認識不清，而一味歌頌日本的帝國統治，才是真正的民族悲哀。

（本文節錄自《台灣史記（續）卷四》）

陳文盛觀點：飄過九支國旗的亞細亞的孤兒─誰是祖國？

陳文盛觀點：飄過九支國旗的亞細亞的孤兒─誰是祖國？
陳文盛 2015年08月22日 06:50
http://www.storm.mg/article/63279
A A A A產生縮網址



台灣歷經戰亂的歷史，曾經飄過九種不同的旗幟。（圖為張作驥導演《1949穿過黑暗的火花》劇照）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投書日本雜誌，說日治時代的台灣和日本同屬一國，所以沒有「抗日」之說。馬上登輝先生就被藍營人士圍剿，罵他「忘祖」。

我想起年輕的時候，在德州唸書的時候，發現當地有一個像迪斯尼樂園的遊樂園，名字叫做「Six Flags Over Texas」（「德州飄六旗」）。問了當地人，才知道那「六旗」代表曾經在德州飄過的國旗，也就是德州曾經經歷過六個國家的統治。

對我們不太熟悉美國歷史的人，這是很訝異的事情。原來德州真的飄過六個國家的國旗－西班牙，法國，墨西哥，德克薩斯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還有南北戰爭時候的南方政府（美利堅邦聯）。中間的四個國家現在都還在。「德克薩斯共和國」是從西班牙統治下獨立出來，只存在十年。「美利堅邦聯」存在的更短，只在南北戰爭的四年。

有了這樣的啟示，我回過頭來算算，在歷史的風雨中搖搖擺擺走過來的台灣，有飄過多少支國旗？

中國的宋、元、明朝先後都有在澎湖設官署，但是都沒有包含本島，這些就不算吧。臺灣歷史記錄上最早出現在本島的政權，是17世紀原住民的跨部落王國「大肚王國」。這個王國維持了相當久，先後都曾經和荷蘭人、鄭成功政權、以及滿清勢力發生衝突戰鬥。到18世紀中才被滿清消滅。這是台灣第一個本土政權。

17世紀，西班牙和荷蘭人開始在台灣本島一北一南據地殖民。葡萄牙人雖然替台灣取了「福爾摩沙」的名字，但是他們沒有來殖民。鄭成功帶來明朝旗幟，趕走了西班牙和荷蘭人。他的兒子鄭經稱王，將台灣改名為「東寧」。到了他的孫子鄭克塽的時候就投降清朝。東寧國的旗子也換了清廷的了。鄭氏王朝在台灣一共經營了23年。

大肚番王統轄地區圖（中研院民族所數位典藏）


滿清佔有台灣最久，一共212年，但是對台灣的開拓非常消極，嚴格限制內地人到台灣，更禁止攜帶家眷。雖然如此，沿海地區仍有不少男人冒險偷渡來台。他們大多數娶原住民的女子為妻（我的曾曾祖父似乎也是如此）。

這中間，1721年發生過朱一貴起義事件。反抗軍在各處擊敗滿清軍隊，朱一貴被擁為「中興王」，國號「大明」，承襲明朝的制度。但是這個王朝第二年就被滿清撲滅。

1895年，滿清戰敗，就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當時出現一個反抗日本佔領的「臺灣民主國」，以藍地黃虎的「黃虎旗」為國旗，唐景崧為臨時大總統，劉永福為大將軍。這個台灣第二個本土政權，完全不是日本的對手，一下子就被日軍所撲滅。

接下來的五十年台灣就飄著太陽旗。接受日本的統治，並且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到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被盟國協議「交給」一個它從未接觸過的「中華民國」政府。國民黨政府老是喜歡說這是「光復台灣」。台灣又不是中華民國割給日本的，怎麼叫做「光復」？

所以台灣飄過多少個國家的國旗呢？大肚王國（雖然我們不知道他們的旗號）、西班牙、荷蘭、明朝、滿清、朱一貴的大明王朝、台灣民主共和國、日本、中華民國。9支！「Nine Flags Over Taiwan」！比德州還多三枝！

現在還有一個國家還虎視眈眈地想在台灣插上第10枝國旗，說是要讓台灣回歸祖國。請問要回歸哪個祖國呢？「台灣民主共和國」？「東寧王國」？「大肚王國」？嗯，我比較喜歡後者。



＊作者為國立陽明大學榮譽教授

【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在幹什麼？】

https://www.facebook.com/181612508522786/photos/a.182380555112648.50792.181612508522786/1159164567434237/?type=1&theater
【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在幹什麼？】

自1931年9.18事變至1937年7.7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這六年中，中國共產黨一共幹了這麼幾件大事：

　　【第一件】
就是在9.18後兩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即根據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命令，起草並通過了「關於執行共產國際緊急任務案的緊急任務案」。公然聲稱：「9.18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從而再次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而再次「武裝保衛蘇聯」的方法，就是「紅軍要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在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乘國難而將「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推向了一個高潮，從而大大地擴展了紅軍的力量，從原來只佔據五個縣發展到了二十個縣……。


　　【第二件】
就是918事變之後兩個月，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命令之下，於1931年11月7日前蘇聯國慶日，在中國江西瑞金篡立了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不僅意在分裂中國，製造兩個中國，為日本製造第三個中國偽滿洲國做出了榜樣，而且頒布「憲法」，號召「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和各個地區的人民都脫離中國、獨立建國」（第十四條）。為此，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立刻於前蘇聯《真理報》攥文說：「當此日本佔領滿洲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際，這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顯示了一個革命中國的存在！」

　　【第三件】
1932年1月28日，就在第一次著名的淞滬抗戰開打、全國人心振奮之際，中共非但沒有派一人一槍支援上海抗戰，卻大派他的地下黨員混入正在上海積極抗日的十九路軍軍中，號召下級官兵造反，起來奪取軍隊權力，並成立革命軍人委員會，審判和處決正在與日寇殺得血肉橫飛的「國民黨反革命軍官」（請大家參閱北京師範大學主編的「中國現代史」」……。

　　【第四件】
1933年春，因蔣介石離開江西親自指揮長城抗戰，中共不僅再一次高呼「第四次反圍剿勝利」，而且進一步擴大了武裝叛亂和武裝割據，從5萬紅軍發展到三十萬，從佔據20座縣城擴張到佔據四十五座縣城，將贛東至閔西的所有白點、即所謂「白區」全部「拔除」。也正是在這一期間內，中共在它已經佔據的「蘇維埃國土上」，對所謂改組派，託派AB團大開殺戒，將整個「蘇區――即前蘇聯在中國的革命佔領區」，殺得愁雲慘霧。其間，僅毛澤東一人所發動的「富田事變」，就殺了十萬人。

　　【第五件】
1933年，中共又勾結曾在上海抗敵的十九路軍陳銘樞部叛變南京國民政府，篡立所謂「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甚至篡立「福建人民共和國」，以進一步分裂中國。

　 【第六件】
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紅軍――即「前蘇聯紅軍的中國支隊」，雖然一邊聲稱「反對第五次圍剿失敗，南下突圍」，但卻在同一時間內，「宣佈長征，北上抗日」，從而製造了紅軍北上抗日的第一大人間謊言。但是，他們先向南逃跑至湘西，後再南逃至貴州東部，因先後想在湘西和貴東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目的破滅，只好再西上逃跑到川北的懋功，並在此與從大別上西逃五千里而來的紅四方面軍、從原湘鄂川黔根據地逃跑而來的紅2、6軍團會合。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肅俄界會議上，決定放棄川、陝、甘方針，策定經過甘肅東北和陝北，以遊擊戰爭的方式打通國際路線，到接近蘇聯的地方去建立根據地，以便在不測之時，能夠逃入前蘇聯。後因於無意中發現陝北還有一支劉志丹帶領的共產黨紅軍，於是，中共中央遂在1935年9月28日，於榜羅鎮召開會議，決定留在陝北，會合劉志丹。1935年10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遂發表講話稱：要在陝北來領導全國的革命！請大家注意，不是「要在陝北領導全國的抗日」。

　　【第七件】
紅四方面軍張國燾部，因與毛的中央紅軍內訌分裂，其一部遂接受斯大林的命令「西進」企圖佔據甘肅和新疆；一部則南下，企圖另立「革命根據地」，實際上是為斯大林吞併我國土的野心「作前驅」，結果，幾乎被我國民革命軍全部殲滅，只剩下數百人逃亡到了蘇聯。請注意，他們也是西進和南下，而不是北上或東進打日本。

　　【第八件】就是已經逃至陝北並插腳在劉志丹地盤上的中央紅軍殘餘，就在他們在一邊在毛澤東的帶領之下、以紅軍將領的名義，要求向國民政府投降的同時，又利用軍閥殘餘楊虎城和少不更事的張學良，特別是利用了楊的陰險和野心，張和東北軍失土懷鄉的情緒，策動了西安事變，以至於連斯大林都誤以為是日本間諜所為。並且要不是斯大林的命令，蔣介石則險為為共產黨借楊、張之手所殺。

　　朋友們，我還用再說下去嗎？自9.18事變到7.7事變的六年中，從我僅僅舉出的這八件事來看，那一件可以稱作是抗日之為？實際上又有那一件不是在乘國難以造反、甚至乘國難來加緊出賣祖國、分裂中國？日本侵佔的是我國的東北，可中共自始至終逃跑的前方都是西南和西北，可謂「風馬牛不能相及」。就不說他的那些「赤裸裸的革命言詞而非抗日行為」了！特別是中共雖然將「逃跑」換成了「長征」，將「西上」說成了「北上」，將「革命」說成是「抗日」，但是，歷史終究是歷史，事實總歸是事實。那被中共及其禦用文人年年歲歲都要大吹特吹的「北上長征抗日」，也終於有被戳穿而為人所不恥的這一天！

【後八年共產黨是怎麼幹的】？

　　現在我終於能夠講到「中國共產黨是怎樣領導全中國人民堅持八年抗戰直至最後勝利」這一「史無前例的偉大歷史謊言」了！

一、是要日蔣火併，不是要擁蔣抗日

　　7．7事變發生，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打響，當國民黨軍隊的浴血抗戰已經震動全國震憾世界、特別是山西國民革命軍的抗戰已經打得血肉橫飛之際，已經歸順了國民政府和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並已經兩次向蔣介石立下了「四項保證」的的毛澤東及其中共，還想繼續拖延八路軍不上前線，已經再也找不到理由了。於是，8月20日至25日，中共就在離延安五十公里的洛川縣召開了一次會議，中共黨史即稱它為「洛川會議」。

　　在洛川會議上，中共名義上的總書記張聞天在開場白中就已經「引證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採取使沙皇政府失敗的政策為根據，認為中共在抗戰中的基本策略應該一箭雙雕……使日本和蔣介石都因戰爭而瓦解」。毛澤東立即支持張聞天的見解。他認為「日本的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僥倖之理……他警告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傷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

　　蘇聯《塔斯社》記者、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中記述道：「據他看（指毛澤東）戰爭有利於奪取政權，因為戰爭能削弱和破壞重慶政府的力量……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成是主要的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

　　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銳在他已經出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回憶錄中，已經對此明確地證明說：毛要和日寇夾擊國民黨，還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

　　洛川會議之後，毛澤東即命令林彪的115師潛入晉察冀山區，賀龍的120師潛入晉西北山區，劉伯承的129師向魯冀平原發展。其目的，均在繞到敵後，以謀擴張。因為毛澤東一再指示「八路軍應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後方去打遊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0

　　歷史的事實是，「毛澤東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懷電；九月十六日致林彪電；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懷電；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電；同一天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電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復強調了我軍……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發動群眾……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獨立自主地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關戰鬥發起前，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指示電中曾說：「……仍應適時把工作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

　　這就是毛澤東制止八路軍抗日的「五封電報」，也是中共黨內、軍內曾盛傳八路軍參加平型關戰鬥是違背了中央指示的由來。至於中共在1937年8月對內發出的兩個秘密指示，是如何命令它的地下力量變成地上力量，如何繼續打正在抗日的國民黨，以及怎樣利用抗日這頂大帽子來發展和擴張的，我就不說了……



二、是遊擊革命，不是遊擊抗日

　　大家都知道，在八年全面抗戰中，毛澤東及其中共，曾將「共產黨的抗日遊擊戰」吹噓成了他們領導全中國人民走向抗戰勝利的「法寶」。但是，毛澤東制定的中共抗日遊擊戰，只是毛澤東及其中共在中國人民艱難萬分的反侵略戰爭中，乘機為共產黨奪地擴張的一個「法寶」，而絕不是中國人民賴以戰勝日本侵略的一個「法寶」。因為毛澤東就在他的「毛選第三卷」中坦率地承認說：「抗日戰爭的命運取決於運動戰……」；毛還更承認說，共產黨在全面抗戰之前為前蘇聯所命令和指揮的「武裝暴動打的就是運動戰」；他甚至說，「將來要打倒蔣介石奪取政權，還是要打運動戰」；但是，他卻說，「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只能打遊擊戰」。直至強調說：「我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由國內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戰爭前期的遊擊戰爭，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須。」

　　這到底是為什麼？就是因為毛澤東在1938年11月6日所寫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說打遊擊戰有「十八條好處」。其中第二條：「擴大了我軍根據地」──就是擴張了共產黨的地盤。第四條：「相持階段……有利於正面整軍」──就是有利於訓練將來打內戰是能打運動戰的正規軍。第六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擴大軍隊」──就是在抗日的旗號下能夠最迅速、最有效地發展共產黨革命造反軍隊，為打江山做準備。第七條：「能最普遍地發展共產黨，每個農村都可組織支部」──就是為發展共產黨和建立、擴張共產黨的農村獨裁政權大大有利。第八條：「能最普遍地發動民眾運動，全體敵後人民，除了敵人的據點以外都可組織起來」──就是將敵後日寇管不到的廣大地方全部統治在共產黨之下，以便於發動打倒蔣介石的革命運動。第九條：「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就是在實際上建立中共敵後獨裁分裂政權，借國難而進一步分裂中國，將從前公開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變成隱形的、卻得到了更大發展的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第十七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創造出大批領導幹部」──請注意，是領導革命而非領導抗日的中共幹部。第十八條：「最便利於解決給養問題」──就是用抗日的名義來取之於民，用之於共產黨擴張、奪權打天下……。顯然，毛澤東所說的這許多「好處」，對於不打日本、卻要借抗日而進行革命擴張的中共及其軍隊來說，實在是好得「不同凡響」，但也將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伎倆暴露得一乾二淨。

　　等到中共藉抗日而招兵買馬而終於發展壯大，膽子也大了起來時，毛澤東終於敢講出他只准中共軍隊打所謂遊擊戰的底牌了。1939年，他首先說在《共產黨員》發刊詞上將中共的武裝鬥爭定性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然後他才對中共武裝鬥爭和「中共遊擊戰爭」的性質及關係，作出了這樣的分析：「遊擊戰爭是什麼呢？它就是在落後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這個敵人可不是日寇而是國民黨！），創造自己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鬥爭形式。」毛澤東甚至更明白的說道：「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遊擊戰爭，就不能瞭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瞭解我們黨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裝鬥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請注意，1939年，毛澤東就已經對他的「抗日」遊擊戰對於奪取共產黨革命勝利、而不是中國人民抗日勝利的特別性質和特殊功能，作了上述赤裸裸的說明。大家總該明白毛澤東共產黨的抗日遊擊戰爭是個什麼東西了吧！而中共抗日遊擊戰的精華戰略──「農村包圍城市」，可是中共曾大吹特吹的，然而，遍佈敵後、「包圍」了一座座城市的中共八路軍和新四軍，卻為什麼在抗戰中，連任何一座城市、哪怕是一座小小的縣城都沒有解放過呢？卻非要等到日寇投降之後才發動內戰來「解放」呢？



三、是專打國軍，不是打擊日軍

　　如果說，在全面抗戰剛剛開始時，毛澤東及其中共還不敢過份地「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地不抗日、假抗日，八路軍甚至還局部地參加了抗日、毛澤東甚至還寫下親筆信歌頌蔣委員長說「先生領導全民族抗戰，凡我國人無不景仰」……，對外做足了團結抗戰的宣傳。但是，到了1939年，當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已經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特別是毛澤東及其中共已經發展到了五十萬人馬時，毛澤東要不抗日和假抗日的陰謀，便開始迅速地暴露出來了。中共軍隊終於敢於專打國軍、而對日軍卻是「遊而不擊」了！

　　對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裏寫道：「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這種政治醜聞突然在重慶傳開了。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地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氣憤地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

　　然而，毛澤東則反而借此機會，以「反對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義，將共產黨一心要乘機擴張的心機暴露無遺。從來沒有上過前線的毛澤東，就在他延安的窯洞裡，製造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概念，稱「國民黨頑固派就是今天的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雖然他們今天還在抗日，但是將來他們一定會投降」。毛因此而進一步製造了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革命理論」。第一就是毛澤東強調要在各方面對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第二就是毛澤東強調要以軍事進攻及軍事發展來壓迫和打擊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第三則是毛澤東強調要同時以陰陽兩謀的慣技對外「高喊團結抗戰」，以繼續欺騙輿論。

　　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澤東在向中共中央東南局寫出的指示信中說：「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向一切敵人佔領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東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徵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工農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中央前要你們在一年內，在江浙兩省敵後地區，擴大武裝至十萬人和迅速建立政權等項，不知你們具體佈置如何……」

　　在同一封指示信裏，毛澤東還指示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則和戰爭區域、敵後區域不同。在那裏，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利用國民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會習慣所允許的範圍，穩紮穩打地進行鬥爭和積蓄力量……」

　　毛澤東的指示信證實了《延安日記》的作者所揭露的歷史真相：「……中共軍隊只能在表面上服從南京，實際上必須服從延安指揮。南京任何命令，必須先報告延安，以保持獨立的黨，獨立的軍隊，獨立的指揮系統，並且主要是擴張地盤。」

　　大家都知道所謂「皖南事變」，知道周恩來曾矯情地寫下過「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悲憤之詞」，共產黨更將「皖南事變」是國民黨不打外戰專打內戰的陰謀，宣傳得全世界、全人類都知道。然而，皖南事變就是在我剛才講的、毛澤東對東南局的指示信背景之下，因新四軍絕不服從最高統帥部的命令，一向專打國軍、不打日軍、甚至是專打我台兒莊大戰的抗日主力韓德勤部，才終於造成的悲劇。誠如當時的《大公報》所報導的那樣，「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複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畫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相，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特別是毛澤東對東南局的指示。所以，《大公報》記者亦曾感慨說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八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的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持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

　　然而，共產黨從1920年八月蘇共為他創建的那一天起，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分裂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從來沒有停止過要顛覆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全面抗戰開始前，它利用國難來分裂中國，顛覆民國；全面抗戰開始後，它就乾脆乘國難來分裂中國和顛覆民國了！這正是它準備奪權打天下的機會所在，它如何能夠放棄呢！



四、是罌粟花香，不是麥棉花香

　　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頌中共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著名歌曲──名叫南泥灣，唱的是「花籃裏花兒香……」，曾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裏，唱遍了我們的中國大陸。然而，幾代中國人卻根本不知道，那花籃裏飄出來的竟是罌粟的香味，就是鴉片花香！因為八路軍第三五九旅的「大生產運動」和中共吹了六年的、為抗日而開展的八路軍大生產運動，不是種糧食，而是種鴉片！這對我們大陸的幾代中國人來說，乍一聽到，簡直有石破天驚之感。這是真的嗎？是真的。在今天中國大陸民間的歷史反思成就中，這就是它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毛澤東所寫下的那一篇光輝著作――《為人民服務》裏面所表揚的那位「張思德」，就是「熬鴉片」的，而不是燒碳的！

　　對此，《延安日記》對它予以了徹底的揭露。彼得這樣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120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裏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因為當尤任問及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鄧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代毛澤東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堿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120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還憤怒地說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盡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

　　這就是中共大生產運動的真正內容，就是那一曲「花籃裏花兒香」的創作源泉，更是一曲「靠種鴉片發財、賣鴉片禍民，和「賺鴉片錢來專打國民黨、卻絕不是去打日寇」的「中共抗日絕唱」！



五、是通敵賣國，不是抗日救國

　　中共在「9.18」至「7.7」的6年當中，曾鐵定的賣國、裂國事實，我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然而，就是在後來大中華民國的八年全面衛國戰爭中，中共除掉和佔領了我們國土的日本軍隊「通商」、「互通有無」和通過日本佔領者向敵佔區的中國人出售鴉片、毒害自己同胞之外，我還想告訴大家的是，今年已經在北京再版的《延安日記》一書，揭露了比中共種植和販賣鴉片更要嚴重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共最高領導層曾直接通敵賣國。該書作者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甯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

　　其實，1984年大陸出版的《南京誌史》早已披露了中共當年賣國通敵的事實。該書揭露：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居然能夠直進直入南京崗村寧次司令部，並受到禮遇。事因則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至1945年6月，岡村甯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因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報請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立即密電答復說，「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於是，六月初，日軍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迅速批復，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蘇北的八個縣城給新四軍，新四軍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同時還協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而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發現的秘密……」



六、是繼續製造兩個中國，不是建立抗日根據地

　　中共自1927年始直至1937年前，前蘇聯交給他的武裝叛國任務，就是「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即使是1936年已經失敗逃往到了陝北，喘息剛定，中共居然還召開了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要把前蘇聯在中國製造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堅守下去。1937年後，當中共就象張國燾所講的，終於「在抗日的這一頂大帽子下」獲得了存在之後，毛澤東為他的中共所決策的「抗日」路線，卻是針對著正在抗日的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的「武裝鬥爭、農民戰爭和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雖然歸順了國民政府的中共不能再將「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旗號繼續撐持下去，但是，在實際上和在實質上，毛澤東及其中共，還是要在抗日的旗號之下，將他們為分裂中國而篡立的蘇維埃國，不僅要繼續保存下去，而且要發展和擴張開來，以為在戰後發動內戰推翻中華民國作準備。這才是全面抗戰開始後，毛澤東及其中共所有陰謀的假抗日謀略、不抗日行徑、甚至是種鴉片和賣國通敵的種種罪行，之所以「一發而不可以收」的根本原因。

　　而也正是在這一總方針之下，毛澤東和他的中共終於如願以償了。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澤東終於高興地說道：「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進步力量，最近時期有一個大的發展，基本上已經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權的根據地」――請注意，連費正清都指責抗戰時期，中共在敵後的所謂抗日民主政權，就是中共的獨裁政權；

　　幾乎是在同時，毛澤東也已經公然地說道：「目前國民黨反共頑固派極力反對我們在華北、華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而我們則必須建立政權，並已經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據地內建立這種政權的時候。」毛澤東終於公開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敵後政權，就是與中華民國政府相分裂的政權。他說：「在抗日根據地內建立政權的問題上，必須確定這種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則還沒有這種政權。」

　　難怪中共黨史學家們在總結中共抗日根據地的經驗和成就時，竟說了如下的大實話：「抗日民主根據地是黨總結了中國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據地是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和實踐的再發展和再創造。土地革命戰爭保存下來的革命理論，通過它才得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發展和壯大」，「其規模大大超過了黨在十年內戰時的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堅實的基礎……」中共是利用抗日建立革命根據地而根本就不是抗日根據地的底牌，終於被他們自己的黨史學家們徹底地揭開了！

　　但也正因為如此，當年的《大公報》記者才會更加悲哀地評論說：「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為華北、華中兩支獨立的軍隊，配著他們的邊區政府、抗幣、共產黨旗、國際歌……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若干友邦人士從重慶飛向延安，乃有「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之感。

　　是的，在抗戰的首都重慶，掛的是國父孫文的畫像，飄揚的是青天百日滿地紅的國旗，唱的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然而，在延安這個不抗戰、假抗戰的共產黨首都，掛的卻是中共黨父馬克思、列寧的畫像，飄揚的是蘇聯共產黨鐮刀斧頭滿地紅的黨旗，唱的更是「沒有祖國、也不要祖國」的所謂「國際歌」……



七、是革命奪權的持久戰，不是抗日救國的持久戰

　　凡在中國大陸長大的這幾代人，可謂無人不曉毛澤東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而我們從小就被共產黨教導說，是毛主席的「論持久戰，」才指導導中國人民打贏了那一場偉大的抗日戰爭。然而，稍稍知道一點中共黨史的人都會知道，當蔣介石和他的最高統帥部運用「持久戰」的大戰略，早已破滅了日本「三月亡華」的迷夢，就要完全按計劃勝利完成第一期抗戰的歷史使命時，1938年5月，在武漢主持《新華日報》的王明、博古等中共領袖，卻堅決不刊載毛澤東剛剛在延安所寫的「論持久戰」講話稿，原因就是他們一致認為毛澤東在用「持久戰」的煙霧，來掩蓋他不抗日、卻要藉抗日的旗號來「準備內戰」的可恥目的。我們還是用中共黨史學家們的話來「高度評價」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吧！中共黨史專家們說：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思想，就是在民族戰爭條件之下，發動人民起來革命奪權政權的偉大革命戰略……」

　　然而，毛澤東及其中共雖然沒有為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貢獻他們的持久戰，卻實實在在地為他們自己未來奪權打天下的農民戰爭，堅持了八年的「持久戰」。

　　他們堅持了六年大種鴉片，並決心要用賣鴉片換來的錢買武器去打抗日的國民黨；他們「堅持只到敵人的後方去」，卻堅決不到敵人「正在進攻我們的前方去」作戰，就是為了搶地盤、鬧革命，建立他們的紅色政權；他們還派出了大量人馬到所謂國統區去，「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他們還堅持了整整四年半的「整風內鬥」，不僅將共產黨內真正要抗日的派別和愛國者鬥得七竅生煙、死去活來，而且為毛澤東鬥出了在中共黨內的絕對獨裁地位，使得毛澤東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絕對殘暴領袖……正是由於他們堅持不抗戰、假抗戰，所以，日寇非但不會打延安，更不會象炸武漢、炸重慶那樣，專門找著堅決抗日的蔣介石去炸；毛澤東卻因此才有可能在他安寧的窯洞裡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寫出了矛盾論和實踐論，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而不是「中國人民的抗日事業」，建設了一整套的「光輝思想」；而毛澤東和他的中共領袖們也才可能在他們的紅都延安「笙歌燕舞」；在藍色多瑙河的美麗旋律裏面，摟著從上海投奔而來的女明星們盡情地歡樂歌唱……這，才是毛澤東的持久戰，中共的持久戰，是與我們大中華民國的持久衛國戰爭毫不相干的「持久戰」……

　　也許有人會問我，難道中共真的是一點也沒有抗日嗎？我告訴你，中共曾害羞地說過自己「是一分抗日、二分宣傳、七分發展」。然而，我要告訴你的卻是：不對！是一分抗日、十二分宣傳，一百分發展！因為，他們只是在國民黨軍隊已經消滅了平型關的日寇主力22000人時，林彪才因羞愧而懷著「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緒，命令襲擊了日寇的一支補給部隊，繳獲了15000件軍大衣！1986年，我們大陸的歷史學者就已經把它研究得一清二楚的了！

　　而「彭大將軍」，也只因為一個軍人的榮譽心，實在已經使他對本黨的不抗戰和假抗戰再難忍受下去之時，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不斷地派出小股八陸軍，炸碉堡、扒鐵路、襲擊小股的日軍、主要是偽軍而已。雖然這一「百排小戰」卻被中共吹成了戰績輝煌的「百團大戰」，並且只有勝利，沒有傷亡，但彭大將軍當年就為此做夠了檢討，檢討自己不聽中央不給打日寇的命令，檢討自己不小心暴露了共產黨八路軍的實力……。彭德懷後來在文革中終究還是為此喪了性命。就因為他在抗戰時期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因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給他抗日，他卻非要抗戰！

　　是的，在中國共產黨內，當年確實有些愛國者曾參加過局部的小型的戰鬥，但是，由於毛澤東明確地制止八路軍、新四軍打日寇；明確地指示「只有在遭遇日寇、並且是不得不打時才可以打，而且主要是打偽軍，打後就宣傳別黨不抗日，共產黨才是抗日的……」（──1937年8月中共中央對南方遊擊區的秘密指示）。所以，八路軍總參謀長左權將軍，才是在逃跑時遭遇日寇空襲被炸彈炸傷，然後死在醫院裏；八路軍的另一位將軍關響應，就更是病死在延安的醫院裏了。他們哪是象國民黨的206位將軍，是活生生地為國家、為民族而壯烈戰死在偉大衛國戰爭的戰場上的呢？

　　然而，毛澤東及其中共雖只有一分抗戰，卻不是二分宣傳、七分發展；而是一分抗戰，十二分宣傳，一百分發展！因為，戰爭只有創傷，哪能創強？但是，毛澤東卻恰恰是因為不抗戰、假抗戰、甚至是賣國通敵，才創了強了！因為，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三六年底，當毛澤東率領紅軍將領致蔣介石書，表示願意歸順，請求不要再攻打紅軍時，中共紅軍僅存不足二萬人馬，其勢力亦不足三縣之地。全面抗戰開始後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因靠抗日招兵賣馬和向國民黨索要軍費，已經擁有十萬軍隊，占地三萬五千平方公里，挾人口一百五十萬。至一九四三年，在敵後共一億八千三百萬的總人口中，中共已經能夠控制擁有五千四百萬人口的根據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十六個根據地，其中五個有各級政權，八個有行政委員會，三個為軍事區域，中共黨員既已達一百二十萬人，其軍隊也已達一百二十萬之數，所挾人口已達一億以上。與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僅在軍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與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二百餘位將官的國民黨軍隊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觸目而驚心。難怪中共黨史學家們要說，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戰」之中，才「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歷史就是歷史。

=========================================

POST-WAR CHINA, ALTERNATIVELY Chiang’s China

POST-WAR CHINA, ALTERNATIVELY
Chiang’s China

http://worldif.economist.com/article/16/what-if-mao-zedong%E2%80%99s-communist-party-had-lost-the-chinese-civil-war-to-chiang-kai-shek%E2%80%99s-nationalist-party

What if Mao Zedong’s Communist Party had lost the Chinese civil war to Chiang Kai-shek’s Nationalist Party?

WHEN the second world war ended, the 3.7m-strong army of China’s leader,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was badly weakened by its fight with the Japanese and a Communist insurgency. But it still had the upper hand against the Communists: superior by far in numbers and equipment. As Soviet forces withdrew from Manchuria in the north-east, which they had taken from the Japanese, Chiang’s forces surged forward to regain the territory.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area, who had hitherto been backed by the Russians, were shattered by the onslaught.

But in 1946 the Americans, anxious to prevent an all-out civil war between Chiang and the Communists’ leader, Mao Zedong, persuaded Chiang to stop fighting. It was a moment that may have changed history: the few weeks’ hiatus enabled Mao to replenish his forces with Soviet aid. When the truce broke down, Chiang lost Manchuria and eventually the civil war. Americans—particularly right-wingers—kicked themselves about it for many years afterwards. What if Mao’s victory had been avoided?

China’s spectacular rise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as helped the Communists parry suggestions that the country would have been better off without Mao. But it may well have been. Chiang’s army fled to the island of Taiwan, which prospered. Mao’s China suffered economic ruin before Deng Xiaoping eventually began to turn its fortunes around in the late 1970s. Had China’s economy grown at the same pace as Taiwan’s since 1950, its GDP would have been 42% bigger by 2010 than it actually was. In other words, it might have achieved its growth miracle plus another one about the size of France’s economy.


HAD CHINA’S ECONOMY GROWN AT THE SAME PACE AS TAIWAN’S SINCE 1950, ITS GDP WOULD HAVE BEEN 42% BIGGER BY 2010 THAN IT ACTUALLY WAS

Chiang would have remained in charge of a corrupt, autocratic government with a brutal secret police. His Nationalist Party, the Kuomintang (KMT), would have faced discontent among the rural poor who formed the bulwark of Mao’s forces. However, Chiang’s brand of authoritarianism may have proved a softer one than Mao’s.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killings of millions of landlords purely on ideological grounds, and no Great Leap Forward in the late 1950s, which caused a famine that killed tens of millions. Unlike Mao, he would not have wiped out private enterprise and forced peasants to surrender their land to “People’s Communes”, a policy that exacerbated the famine and that—though long since officially repudiated—still plagu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untryside. Neither would Chiang have plunged China into the chao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the 1960s and 70s, during which millions more were killed or persecuted.

Under Chiang, China would not have had to wait 30 years before becoming part of the global economy. To be sure, Chiang would have tried to protect China’s markets from foreign competition, just as Taiwan and other Asian economies did during their periods of rapid take-off. But he would have been quicker to relax such restrictions. Taiwan was ready for membership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long before China joined in 2001.


Asia reimagined

The strategic map of Asia would have been very different had Chiang won the civil war. He would not have supported North Korea’s invasion of the South in 1950. Without China’s backing, Kim Il Sung would probably not have got Stalin’s support for such a venture either. Chiang would not have had a Taiwan problem: Mao’s rebels never had a foothold there.

But Chiang was an ardent nationalist. His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would have been fraught. Millions of Chinese had been killed during Japan’s occupation of China, with the KMT rather than Mao’s forces suffering by far the worst casualties. Animositi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hich Mao did not appear eager to play up, might have bedevilled east Asian security long before they did emerge in the 1990s as a source of regional tension. Chiang’s domination of Taiwan as well as the mainland would have given him control over the shipping lanes on which the economy of Japan depends. America’s restraining hand in the region may still have been needed.

The cold war might have turned hotter too. Chiang did not accept the Soviet Union’s control of Mongolia. Under Mao, brief battles broke out on the Chinese-Soviet border in the 1960s. They might have turned bigger and bloodier under Chiang. The Chinese public, indoctrinated by the KMT into a belief that Mongolia was China’s, might have clamoured for their government to assert the claim more forcefully once the Soviet threat was gone.

But China by then may have become a more politically liberal country. Moves towards democracy would have been slowed by fears of secessionism, especially in Tibet and other ethnic-minority regions (many Taiwanese would have been chafing at the KMT’s rule; they had begun to even before Chiang fled to the island). But a middle class would have grown far sooner than it has under the Communists.

Despite the autocratic rule of Chiang’s KMT, China would have remained an ally of America. Asia would therefore not be riven as it is today by a struggle for supremacy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Perhaps even Japan would be learning to live with its powerful, rich neighbour.

Much of the tension that now plagues Asia relates to the nature of China’s Communist Party. Neighbouring countries worry about the way the party behaves: secretively, high-handedly and sometimes (at home at any rate) brutally. But all of them fear what might happen were the party now to follow the KMT’s path and liberalise. The KMT was voted out of power in Taiwan in 2000, before returning in 2008. It is likely to be voted out again next year. Few in Asia believe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could ever accept the vagaries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ts eventual demise might well involve bloody tumult; a return, even, to the chaos of the 1940s. The rest of Asia would prefer the devil it knows.

經濟學人：若蔣介石贏內戰 亞洲大不同

經濟學人：若蔣介石贏內戰 亞洲大不同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08050230-1.aspx
發稿時間：2015/08/05 14:57 最新更新：2015/08/05 16:42

故總統蔣中正。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台北5日電）本期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指出，如果當年毛澤東的共產黨沒有打贏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國共內戰由蔣勝出，現今亞洲情勢或許截然不同。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本期「如果專題」，以「戰後中國，或者蔣的中國」（Post-war China, alternatively Chiang's China）為題論述說，若當年國共內戰是蔣介石領導的軍隊打贏，之後的亞洲情勢、冷戰規模都可能截然不同。

文章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蔣委員長」率領的370萬大軍，歷經和日本與共產黨交戰而兵困馬疲，但蔣的軍力依舊比共產黨占上風，人員與裝備都遠勝。蘇聯退出先前從日本手中接收的滿州之後，蔣的軍隊奪回東北，在當地接受蘇聯支持的共產黨潰逃。

但1946年，美國極力避免國共全面內戰，因此說服蔣介石停戰，歷史可能就從這一刻有了改變。這幾個星期的停戰讓毛澤東有了喘息機會，得以靠著蘇聯協助重振軍隊。

國共停戰協定破裂後，蔣介石失去滿州，最終輸掉內戰。之後多年，美國人、特別是右翼人士自責不已。

如果當時可以避免毛澤東打贏？

中國大陸過去30年驚人崛起，讓共產黨得避免大陸沒有毛澤東會更富裕的說法：但若沒有毛澤東，大陸或許真的會更好。

蔣介石領導的軍隊退守台灣，台灣繁榮發展，毛澤東統治的中國大陸經濟破敗，直到鄧小平1970年代末期開放才有改變。倘若1950後大陸經濟成長步伐與台灣相仿，大陸2010年前的國內生產毛額，會比實際狀況高42%。

文章說，蔣介石若未輸掉內戰，國民黨也得面對鄉村窮人的不滿，但蔣式獨裁可能比毛澤東寬厚，或許不會只因意識形態就殘殺數百萬地主，不會有1950年代末期造成數千萬人餓死的「大躍進」。

蔣介石不會像毛澤東般消滅私人企業，強迫農民把土地交給「人民公社」，以致飢荒加速，鄉村發展至今仍深受其害，也不會讓大陸陷入1960與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動亂，導致數百萬人遭到殺害或處決。

蔣介石統治下的大陸，不會等30年才成為全球經濟的一份子。他必會嘗試保護中國大陸市場，不受外國競爭之擾，就像台灣等亞洲經濟體在經濟迅速起飛時期的作法，但他也會更快速放寬這類限制。

若蔣介石打贏內戰，亞洲的戰略地圖會非常不同。他不會支持北韓1950年侵略南韓。若沒有大陸撐腰，金日成可能不會得到史達林支持。

但蔣介石身為堅定的民族主義者，若打贏內戰，他和日本的關係必為隱憂。中日之間的敵意可能使東亞安全局勢更快變糟，遠早於1990年代東亞成為區域緊張源頭之前。

若蔣介石打贏內戰，冷戰可能會更趨激烈。蔣不接受蘇聯控制蒙古，1960年代，毛澤東治下的大陸在邊界和蘇聯短暫開戰，若蔣當政，那場戰爭的規模和血腥程度可能更甚。

但大陸那時可能已成政治更民主的國家，畏懼分離主義可能減緩民主發展，但中產階級會比在共產黨統治下更快速成長。

文章指出，儘管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專制統治，大陸仍會是美國盟邦，因此亞洲不會像現在這樣，因為美、陸爭奪老大哥地位而分裂，可能甚至連日本，都要學著和這個富強的鄰國共處。1040805

“七七事變”之前國民黨政府沒有真正的備戰

“七七事變”之前國民黨政府沒有真正的備戰

· 作者：文貝 2015-06-11 07:44

· 分類：歷史

· 標籤： 社會 文學 歷史 生活




http://wenbei.blogchina.com/2541808.html

1931年9月18日發生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行為，佔領了東北，扶持了偽滿洲國，日本侵略中國的企圖已很明顯。此時，國家理應把主要精力放在收復東北和備戰日寇侵略上。然而即使發生了淞滬抗戰、華北事變等戰爭行為，國民政府的精力仍然放在內鬥上，軍事實力繼續消耗在內戰中，造成了後來抗戰誰備不足的被動局面。

九一八事變前共產黨崛起和國民政府的建立。

中國共產黨武裝主要是1927年8月1日2萬餘人舉行的“八一南昌起義”、 9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12月11日，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等領導的廣州起義，以及1928年1月2日方志敏領導的弋橫起義、1月12日朱德、陳毅、王爾琢率領南昌起義殘部舉行的湘南起義等部隊。

此時國民黨方面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通過了《整理各地黨務案》、《制止共產黨陰謀案》等決議。會議推舉譚延闓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不久，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四派聯合發動對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戰爭。全軍共40多個軍，約70余萬人。史稱二次北伐。

4月28日，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殘部和湘南起義農軍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秋收起義部隊會師。兩軍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從此，朱毛紅軍名揚天下，成為紅色革命的一面旗幟。

1928年8月8日～15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召開，推舉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同時，宣告“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

10月8日，南京國民政府公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由主席、委員和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五院組成。10日，任命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介石，行政院院長譚延闓、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司法院院長王寵惠、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監察院院長蔡元培。

1928年11月德國派遣馬克斯·鮑爾上校到南京就任駐華德國軍事顧問團首任總顧問。隨著德國軍事顧問的來到，德國裝備與德式訓練自然也跟著而來，與軍火相關的重工業集團、生產設備製造廠、原料供應商，也紛紛來到中國開展了密切的往來。

12月29日，奉系軍閥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效忠於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中國自國民革命以來的分裂局勢宣告統一，再次建立了全國一統的法統政府。

1929年8月l日～6日，國民黨編遣會議在南京召開，討論整編全國軍隊。由於蔣介石獨攬軍事大權，削弱其他軍事集團的力量，引發了翌年蔣馮閻之間的中原大戰。後來由於張學良指揮東北軍大舉入關，幫助蔣介石中央軍作戰，整個局勢便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晉軍和西北軍相繼潰敗，閻錫山、馮玉祥通電下野，流亡國外。所屬軍隊被張學良、蔣介石改編。

8月23日，毛澤東和朱德率紅一軍團在湖南瀏陽永和市與彭德懷、滕代遠的紅三軍團會合，合編為紅軍第一方面軍。全軍共計3萬餘人。

1930年11 月5日～1931年1月3日，蔣介石調集10萬兵力，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圍攻。俗稱“第一次反圍剿”。

1931年4月1日～5月31日，蔣介石派遣軍政部長何應欽兼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調集18個師另3個旅，20萬人的兵力，對紅一方面軍進行第二次“圍剿”。

7月1日～9月15日，蔣介石親任總司令，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並請德、日、英軍事顧問參與戰事籌畫，調集23個師另3個旅，約30萬人的兵力，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

以上情況表明，雖然北伐成功建立了國民黨政權，由於軍閥割據，國民黨真正建立統一中國的政府是1928年8月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此後進入訓政時期。有了正式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形成了五院制。蔣介石被任命為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

共產黨雖然成立於1921年，直到1927年才有了自己的武裝。而蔣介石深知共產黨存在的危險性，把主要軍事力量用於北伐和剿滅共產黨武裝。

蔣介石沒有把共產黨武裝消滅在萌芽狀態，是其一生最大的失敗。

九一八事變後國共仍在內鬥。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迅速佔領東北。

1932年1月28日，發生了“一·二八事變”。日本臨時組建上海派遣軍， 淞滬抗戰爆發，以中國失敗告終。劃上海為非武裝區，規定中國軍隊不得在上海及周圍地區駐軍。

3月1日，日本關東軍在東北扶持前清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建立傀儡政權偽滿洲國。

5月15日，日本少壯軍人組成的法西斯團體發動武裝政變。首相犬養毅被殺。政變失敗後10天，成立以海軍大將齋藤實為首的所謂“舉國一致”的內閣，政黨內閣時代結束。

1933年1月1日～3月31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大將指揮關東軍兩個師團、兩個混成旅團、一個騎兵旅等4萬餘日軍及偽軍3萬多人開始向山海關進攻。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上將先後調集14個軍20余萬人參戰，企圖保衛熱河和依託長城阻止日軍進關。

在長城抗戰如火如荼時，2月12日～3月22日，國民革命軍最高司令蔣介石卻坐鎮南昌親自兼任贛粵閩邊區“剿匪”軍總司令，調集近5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

3月11日，長城抗戰失敗後，張學良發表辭職通電。翌日由何應欽接替張學良指揮。

5月26日，愛國將領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在張家口建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這支以抗日為中心組成的隊伍雖然曾經使日寇受到打擊，卻因為公然“自立山頭”的行為為蔣介石所不容，後來在日偽蔣三面打擊下失敗。

5月31日，中日簽署《塘沽協定》，國民革命軍退出熱河和冀東，日本打開了通往華北的大門。

9月25日～翌年10月10日，蔣介石調集100萬兵力對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大規模軍事“圍剿”，其中50萬兵力用於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以蔣介石取得勝利而告終。

11月20日～翌年1月15日，“福建事變”發生。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以第十九路軍為主力，在福建福州建立抗日反蔣政權組織“中華共和國臨時革命政府”，後因第十九路軍大部分高級將領被收買而導致事變最終失敗。

1934年10月17日，由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主力開始從中央革命根據地向西突圍長征。

7月6日，軍政部長兼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上將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將簽訂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

10月19日，中央紅軍主力抵達陝北吳起鎮，勝利結束長征。從1934年10月17至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長征歷時12個月零2天，途經12省，行程二萬五千里。在蔣介石的層層圍追堵截下，到12月1日中央紅軍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戰役，中央紅軍由長征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至3萬餘人。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併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

11月2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抗日救國宣言》。

12月2日～7日，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在南京召開，選出產生：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主席胡漢民、副主席蔣介石。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副主席蔣介石。

12月9日，“一二·九運動”爆發，愛國學生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12月18日，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的體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實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南京國民政府特派宋哲元為委員長，王揖唐、王克敏等為委員。

12月27日，毛澤東發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1936年2月17日，紅一方面軍與陝北紅軍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發表《東征宣言》。發起東征戰役。

2月20日，東北各抗日武裝聯名發表《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制宣言》，將東北各地抗日武裝統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相繼分編為第一、二、三路軍，下轄11個軍，共3萬餘人。

5月5日，國民政府頒佈《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五憲草》）。

5月5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向國民黨政府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將“抗日反蔣”政策轉變為“逼蔣抗日”政策。

6月1日～9月15日，兩廣事變發生。粵系陳濟棠與桂系李宗仁聯合舉兵反對蔣介石。

8月25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信中再次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9月1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

11月25日，日本同德國簽署《反共產國際協定》。

12月12日， 西安事變發生。蔣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條件。

1937年1月1日～20日，紅5軍（原紅5軍團）被十倍於己的國民黨軍包圍血，最後彈盡糧絕全軍覆沒。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壯烈犧牲，3000餘人戰死。

6月8日，國共兩黨第一次廬山談判，周恩來向蔣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關於《禦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

不對外備戰而內鬥不斷消耗了國力。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發生七七事變日本全面侵略中國，這一期間即使不能收復東北，也應是中國備戰時間段。然而蔣介石政權的工作重心卻是放在消滅異己上。

共產黨的北上抗日、馮玉祥組織同盟軍抗日、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等，至少在名義上打的是抗日的旗號。而蔣介石政權所做的一面是傾主要兵力撲滅這些抗日烈火，一面對日本侵略者採取綏靖政策，繼續失地。

就軍事力量而言，能調動百萬大軍圍剿紅軍，而華北方面只放西北軍馮哲元部一個軍。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晉軍等都放在反共第一線，這種做法既給共產黨發展隊伍贏得民心以機會，也使日軍得寸進尺。

“攘外必先安內”作為一種思想在一定的條件下沒有錯，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卻不正確。共產黨正是打著全民抗戰的旗號贏得了民心，而國民黨方面則因此處於被動地位。

蔣介石的兒子蔣緯國在《蔣緯國口述自傳》中提了一個頗新穎的觀點。他在圍剿紅軍的問題上認為“從整體來看，當時與其說是沒有包圍成功而被中共突圍，不如說是我們放水……以當時的情況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治戰略，我們隨著共軍進入雲貴川，使中國達成真正的統一。”言外之意是沒有最終消滅紅軍是蔣介石故意放水，這種放水的目的是趁追擊之機兵不血刃進入大西南。後來之所以沒有成功，蔣緯國的理由是“眼看國軍克服萬難，包圍延安，到了最後決戰時卻發生了西安事變。”。

這種解讀要是蔣介石知道的話准跳起來踢他的屁股。等於說蔣介石追求的是地盤，是消滅異己。在外敵大規模侵佔領土的時候，一國政府不是積極動員或者集結兵力迎戰，而是放在一黨獨裁統治上。這是“寧與外賊不與家奴”理論的翻版。

東三省淪陷，國民黨並沒有做多少軍事準備。即使發生了西安事變兵諫抗日，蔣介石想的仍然是削弱異己力量。張學良的東北軍在當時有三十萬兵力，在扣押張學良後，為了防止東北軍和西北軍造反，東北軍和西北軍將近十個軍的部隊被分化瓦解，從而削弱了抗日的生力軍力量。

顯然，蔣介石在抗戰的問題上由於沒有原則，策略失當。既造成了日軍後來的大舉進攻，又在民眾中失分不少。

七七事變後抗日統一陣線的建立和正面戰場的敗退。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對於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即《蔣介石廬山抗戰聲明》）。悲壯喊出“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號召全國“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7月28日，日軍向北平發動總攻擊，第29軍副軍長兼軍事訓練團團長佟麟閣中將和第29軍132師師長趙登禹中將率部死守南苑，壯烈殉國。

7月29日，天津淪陷。

7月30日，北平淪陷。

7月31日，蔣介石發表《告全體將士書》。號召“我們要大家齊心，努力殺賊，有進無退，來軀逐萬惡的倭寇，復興我們的民族！”

8月12日，國民黨中常委決定設置國防最高會議取代之前的國防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成為最高政治指導、國防決策機構。蔣介石任陸海空三軍大元帥。

8月13日 “八一三事變”爆發，蔣介石原想在南方開闢戰場減輕北方壓力，卻不料弄巧成拙。日本迅速組成上海派遣軍，由司令松井石根大將率9個師團和2個旅團20萬餘日軍乘機大舉進攻上海.蔣介石急忙調集國軍六個集團軍75個師和9個旅共75萬人展開會戰，結果戰敗。

在江陰保衛戰中，中國海軍官兵幾乎全體壯烈殉國。

8月18，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同蔣介石等就發表中共宣言和改編紅軍問題，在南京舉行第五次談判，蔣介石被迫同意將在陝北的中央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

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此後，根據條約，蘇聯不僅對中國的抗戰給予道義支援，也提供了大量軍事援助。

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了爭取抗戰勝利的全面抗戰路線。選舉毛澤東為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周恩來為中央軍委副主席。

8月25日，根據國共雙方達成的協議，中革軍委發佈《關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參謀長葉劍英、副參謀長左權、政治部主任任弼時。下轄三個師編制約46000人：115師，師長林彪。120師，師長賀龍。129師，師長劉伯承。另有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兼政委肖勁光。

隨後，八路軍三個師陸續開赴華北抗日前線，先後創建晉察冀、晉西北和大青山、晉冀豫、晉西南、山東等抗日根據地。

8月27日，張家口淪陷。

8月31日，日軍大本營撤銷中國駐屯軍番號，編成華北方面軍，以寺內壽一大將為司令官，轄第1軍（中國駐屯軍改編），第2軍。

9月1日，川康綏靖主任兼四川省府主席劉湘上將主動請纓，率40萬巴蜀子弟出川抗戰。

9月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成為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的戰略總後方。

9月11日，日軍大本營再次組建上海派遣軍，轄6個師團。

9月11日，太原會戰爆發。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率領14萬日軍進攻山西，國民黨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上將，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一戰區前敵總指揮衛立煌上將，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上將，指揮58萬中國軍隊奮起抗戰。先後進行了天鎮戰役、平型關戰役、忻口戰役、娘子關戰役、太原保衛戰。

9月13日，大同淪陷。

9月14日，第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但習慣上仍稱八路軍。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

9月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

10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佈，南方8省14個地區（不含瓊崖）的紅軍和遊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共10000餘人，部隊集結之後開赴華中抗日前線，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

10月15日，歸綏(呼和浩特) 淪陷。

10月16日，第十四集團軍前線總指揮、第九軍軍長郝夢齡中將在忻口戰役中壯烈殉國。是犧牲在抗日疆場上的第一位國軍軍長。

10月17日，包頭淪陷。

10月29日，日本大本營組建華中方面軍。將上海派遣軍和從日本調來的第10軍納入其戰鬥序列，共計9個師團。松井石根大將擔任司令官。

11月9日，太原淪陷。13日，上海淪陷。19日，蘇州淪陷。

11月20日，國民政府宣佈遷都重慶。

12月1日，南京保衛戰爆發。日本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王中將、第十軍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將，率領8個師團24萬日軍進攻首都南京，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上將指揮國軍7個軍頑強抵抗。中國戰敗，12月13日，南京淪陷。

12月24日，杭州淪陷。

12月26日，濟南淪陷。

12月27日，以駐大同的日本陸軍第26師團為主，成立日本陸軍駐蒙兵團，直屬日本軍部大本營，負責內蒙古、察南、晉北地區之警備任務。

沒有備戰的惡果是抗日沒有力量做支撐。

“七七事變”後的蔣介石是真心抗日，因為日軍的大舉進攻觸及了他的切身利益。再不抵抗的話，他將失去政權。而黨內二把手汪靖衛的投日和日本公開宣稱不以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為談判對手的情況下，使他沒有退路。

他與共產黨結成抗日統一戰線是被逼的或者說是一種權宜之計。他需要各方力量支援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步步進逼，需要這種抗日姿態挽回名聲。

雖然用如果來談論歷史意義不大，但人們不得不提出一些並不複雜的問題。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如果東北軍三十萬兵力集結於錦州和山海關一線，長城抗戰將是另一種形勢。

如果1933年9月蔣介石親自指揮的百萬大軍不是對共產黨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大規模軍事“圍剿”，而是開赴抗日前線，何用與日本簽署《塘沽協定》打開日本通往華北的大門。

如果西安事變後讓東北軍、西北軍主力開赴前線，日軍敢不敢發動七七事變都未可知。

如果淞滬會戰早作準備，把城區作戰與郊區抗登陸結合備戰，日軍增援部隊不會如此順利的登陸上海。

蔣介石有千百理由都無法掩蓋其在日本已經明顯要侵略中國的情況下，沒有加強戰備，而是一門心思要消滅異黨異軍。結果是後來轉為堅決抵抗時，顯得力不從心。

備戰包括軍隊的編組、裝備的改善、軍隊的訓練，沒有做好戰備準備的軍隊人數再多也只是一盤散沙。比如九一八事變20萬東北軍被一萬多日軍擊潰，東北義勇軍30萬被日軍4萬殲滅。長城會戰4萬日軍打敗了20萬國軍，七七事變十萬國軍在不足六千日軍面前敗退。淞滬會戰75萬守軍對20萬日軍卻潰不成軍。抗戰期間的大部分戰役都是臨時編組，人員裝備不足，指揮系統較亂。

面對強敵入侵，國軍基本沒有進行過集團軍以上的大規橫軍事演習，更沒有進行過攻守城市演練。

從時間上看，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有六年時間，期間不僅沒有備戰而且軍事力量消耗在內戰上。

從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到年底不到半年的時間，中國就有包括天津、北平、張家口、石家莊、呼和浩特、太原、上海、南京、杭州、濟南等十個省會級城市陷落。

這種敗像不是突然襲擊造成的，而是在忽悠了六年的抗戰基礎上發生的。以準備不足來搪塞顯然不存在，唯一的解釋是治國理念存在問題。沒有把外敵入侵當回事，只顧內鬥而忽視外敵。

事實證明，“七七事變”之前國民黨政府沒有真正的備戰，否則不會出現抗戰中二百多萬部隊一敗塗地的局面。

國與國之間的局部戰爭靠的是武器，而全面戰爭靠的是國力和民心支持。中國抗戰初期既沒有精良的武器裝備，也沒有強大的國力消耗，更缺少民心的凝聚力。加之對外敵備戰不足，黨爭內鬥消耗了實力，最後失敗是必然的。2015.6.11